幹部楷模周國知：一個鄉民政助理的生命歷程

央視國際 (2004年10月10日 18:53)

　　人民日報評論員：基層幹部學習的典範

　　

新聞背景：民政助理員

　　新華時評：基層幹部就是要做群眾的貼心人

　　[焦點訪談]山村裏的貼心民政

　　新華社北京１０月１０日電（記者楊希偉、曲志紅） “國知，你走了一年了！”

　　９月２６日，周國知的妻子汪碧秀一早起身，拉著一雙兒女，沿著雨後濕滑的小路上了山。

　　在半山腰丈夫的墓前，她默默地擺上一張張彩色照片。照片上，是一家家鄉親的新房子。“你看，他們都住進新屋了，你放心吧。”她説。

　　墓前墓後，坡上坳裏，擠滿了和她一樣前來祭墳的人。雙腿殘疾的胡頂成讓侄子背著來了，福利院的老人們你攙我扶也來了，但更多的是她並不相熟的七里八村的鄉親們。有的捧一把野花，有的帶一挂鞭炮；有的背著孩子，有的扶著老人。哭聲、喊聲、鞭炮聲，打破了小山谷的寂靜。一聲聲呼喚著的是同一個名字，汪碧秀再也忍不住心底的哀慟。她用雙手把最後一張照片擺在墓前正中，那是他們一家４口唯一的合影——只不過，全家人簇擁著的，她的丈夫、孩子們的父親，卻是一張遺像。“國知，咱們有了‘全家福’了！”她一頭撲倒墳前，淚流滿面。

　　

山 路

　　羊年春節剛過，還在正月裏，海拔１６５０多米的椿木營寒風料峭。但一條條山間小路上，人們卻越來越多地看到鄉民政助理周國知行色匆匆的身影。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府剛剛通過決定，決心年內在全州範圍徹底消滅茅草房和岩洞屋，讓所有貧困農民都能居者有其屋。這個消息讓周國知像孩子過年似的高興。

　　在椿木營土生土長的他，從小就體味到山民生活的艱辛。近２０年鄉村基層工作，他走遍了全鄉每一戶貧困農民的家。每到那些仍住在茅草屋甚至岩洞裏的人家，眼看著屋外皚皚白雪，屋內四面透風，他痛切，卻無奈。現在，終於可以讓這些百姓們走出茅屋岩洞了！他興奮得急不可耐。上級的具體佈置還沒下來，他就開始提前行動。從３月３日起，全鄉１５個村８４個村民小組，他一個村一個村地走訪，一戶一戶地調查摸底。確定了１２７家“消茅”戶之後，他又開始一家家建檔填表、為茅草房拍照、與每家人商定具體的建房方案和脫貧方案、落實救助資金、簽訂建房合同等等。忙前忙後，馬不停蹄。無論誰都不曾想到，天天起早貪黑的周國知這時已重病在身。時不時劇烈的腹痛，被他一句“老毛病了”丟在腦後。其實他自己也覺得今年的“胃病”非同尋常，但他比任何人都了解那些一直住在茅棚裏的特困群眾的生活和心情，他決不願意因自己的身體拖延這項工作的進程。

　　５月８日這天，周國知起床時就覺得“胃疼得格外厲害”，但他忍一忍，還是照樣出發。晌午過後，他走進勾腰壩村特困戶胡柏春家。

　　這個所謂的家，不過是一圈竹籬笆頂著塊塑料布的破棚子。周國知第一次來時，胡家老少５口就躲在棚子裏瑟瑟發抖。提起房子，胡柏春心酸得半天説不出話來。周國知手拉手對胡柏春説：“老胡，現在政府有了好政策，我們一起想辦法，一定幫你立個屋。”

　　這兩三個月來，他跑了一趟又一趟，今天已是第６次登門。他告訴胡柏春，政府的扶持款還沒到位，但他已經先幫胡家借到買磚的錢。他説：“到時我把磚拉到公路邊上，你找人幫著運進來就行了。”

　　從胡家出來，他覺得實在支持不住，走幾步就蹲下身子歇歇氣。走走停停捱了兩三公里，突然間一陣天旋地轉，一頭栽倒路邊。

　　一個小時，兩個小時，三個小時！終於，天將擦黑時，村民趙海青路過這裡猛然發現路邊躺著個人，近前一看，天哪，這不是周助理嗎？

　　趙海青是個啞巴。他急忙跑回村子，一邊瘋狂地“哇哇”大叫，一邊揮動雙臂比劃，帶著鄉親們奔往村外，把奄奄一息的周國知抬到村委會，又是喂水又是灌藥。總算醒過來了，周國知看到一張張圍著他的焦急的臉，反安慰大家説：“打擾你們了，我這是老胃病，痛過一陣就沒事了，你們放心吧。”

　　一場生死邊緣的掙扎，沒能停滯他的腳步。第二天一早，周國知揣上幾片止痛藥，拄一根木棍，又上路了。周國知去世後，人們粗粗算了一下，從“消茅”工作開始到病倒住院，僅３個月時間，除了外出開會和必須的辦公室工作外，他幾乎天天奔波在椿木營的山路上，有時一去就是好幾天。１２７家“消茅”戶，就算每家跑一趟，他至少也走了１５００多公里。

　　

背 簍

　　像這樣全身心投入，為群眾排憂解難，將黨和政府的溫暖送進千家萬戶，周國知稱得上２０年如一日。鄉里人都知道，周國知有“三件寶”：背簍、手電、解放鞋。椿木營山高谷深，地廣人稀，人稱“交通基本靠走，通訊基本靠吼”。手電和解放鞋，對於周國知這樣經常走村串戶的鄉幹部是必備的行頭；而背簍，是他解民困、分民憂最好的幫手。

　　身為山區農民的兒子，背簍在周國知的人生道路上，有一番特殊意義。周國知的老父親周東海説，國知１１歲時，就開始替人背柴。瘦小的身軀壓上幾十斤重的背簍，走３０多公里崎嶇的山路，背一趟，掙幾毛錢。就這樣，他為自己掙來學費，成了當時鄉里為數不多的高中畢業生。１９８４年，退伍回鄉不久的周國知，經考試被錄用當了鄉幹部。從此，這只不離身的背簍，永遠裝滿了群眾的事。春送種子，冬送口糧；種地送化肥，過年送補助。他的背簍，成了為困難群眾雪中送炭的“百寶箱”。椿木營地處鄂西偏遠山區，山高路險，嚴寒多災，生活和生産條件都十分艱苦。長期以來，這裡的土、苗、侗、漢群眾，總是被“貧困”二字壓得抬不起頭來。“群眾生活苦，黨員臉無光”，周國知認準了這條最樸素的道理，踏踏實實、全心全意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改變家鄉面貌，服務父老鄉親。

　　在寒冷山區，地膜覆蓋育苗能讓玉米增産，周國知大力向村民介紹推廣。很多人不相信，他就在自家地裏先種示範，接著動員自己的親戚種。全村４８家困難戶，他帶著村幹部用背簍背著地膜一家一家送，一家一家教。當年，採用地膜技術的群眾家家豐收，戶戶增産，整個後壩的玉米畝産一下子從１００多公斤提高到５００公斤，全村人總算吃上了飽飯。

　　為讓當地農民儘快增收脫貧，周國知發動大家種藥、種煙。他背簍裏裝上黨參籽，挨家挨戶送到群眾家，幫著種到地裏。他指導勾腰壩村林藥場實行農戶承包經營，還親自聯絡為他們買來黃連、落葉松等藥材苗木。如今，這個林藥場依然紅紅火火，承包經營的幾十家農戶年收入至少２萬元，還為村集體創收數萬元。

　　當鄉幹部的２０年間，周國知轉過不少崗位，但他身上的背簍，卻始終如一。當鄉長，為發展經濟背苗木，背種子；當計生辦主任，為節育婦女們背紅糖掛麵、鋪蓋藥品；當民政助理，給受災村民或貧困農民背糧背物，給福利院的老人背柴米油鹽……

　　周國知做民政工作時間最長，他也格外牽掛那些困難戶、殘疾人、孤寡老人等民政服務對象。打開他的筆記本，密密麻麻寫著鄉里所有這些人的姓名、住址、家庭情況。對這些“最需要關懷”的人，周國知從心眼裏處處為他們著想。

　　給烈、軍屬，紅軍失散人員等定期發補助金，他不忍心讓他們跑幾十里山路來鄉政府，因此總是自己擠出時間、翻山越嶺自己把錢送到他們手中。妻子汪碧秀説，就為這，他一年要多穿破兩雙解放鞋。

　　給鄉福利院買煤，為了省點錢，周國知捨近求遠，每次都跟著大卡車穿州過縣，夜晚就睡在駕駛室裏，就連裝車也捨不得花錢雇人，抓起鐵锨自己幹。

　　凡有災情，周國知更是聞訊必到。２００２年，一場大風刮倒了挖斷山村張宗聖的房子。周國知一聽説，背上背簍，帶上些救濟用品，摸黑趕了十多裏山路趕到村裏。一大早就組織村民幫助張家清理物品，找地方借住，發救濟款物，解了張家燃眉之急。

　　他到底給貧困、孤寡的百姓，送去了多少幫助、多少溫暖，誰也説不清楚。對他們，周國知不僅僅是“工作”，而是充溢肺腑的關愛之情。

　　因傷致殘、半身不遂的胡頂成，住得離周國知家不遠。周國知難得回趟家，但一回家總要過來看他，問問生活情況，幫他收拾收拾地裏的煙苗，還不時拿出自己的錢接濟他。有一次，周國知在堂屋跟他説説話，接著走進後面黑麻麻的睡房，去翻看他床上的被褥。胡頂成小便失禁，經常溺濕，整個床上又濕又臭，被褥也漚得霉爛不堪。一股説不出來的感覺頂在胡頂成的胸口，除了他自己患侏儒症的妻子，從來沒有人想起去看看他的被褥。周國知沒説什麼，過了些日子，專門給他背來了鬆軟的棉被。甚至到自己病入膏肓之際，周國知也沒忘了胡頂成的這件事。他托自己的老父親，又送來一床新被褥。“國知，一世好人啊！”像胡頂成這樣，只要提起周國知就激動不已的人，在椿木營比比皆是。

　　

賬 本

　　周國知病倒住院後，鄉里讓魏光榮暫時接替他的工作。財務交接，清點完畢，涉及的８３萬多元資金以及各種救濟物資，分毫不差，就是多出來３床棉被，那是上任民政助理忘記入賬所致。

　　魏光榮一點也不奇怪，多年來他與周國知先後４次工作交接，財務涉及金額有千把元的，也有近百萬元的，每次的賬目都是這樣一清二楚，明明白白。

　　現在，接替周國知工作的魏光榮就坐他原來的辦公室裏，桌上有個玻璃瓶，是周國知當年的水杯。魏光榮每天上班，都先給這個瓶子倒上水。他説：“是一種念想，像國知這樣的人，你不能不欽佩。”

　　周國知２０年來先後任過鄉長、計生辦主任、民政辦助理等職務，都是直接關係群眾利益的崗位。雖然工作繁雜艱苦，但在鄉級政府中被認為“有職有權”，手裏還管著大量國家投給群眾的資金。

　　對這份“職權”，周國知看得很重，上要對國家負責，下要讓百姓滿意。他常説：“我手裏的每分錢都是群眾的救命錢。用出去之前我都得想一想，這錢該不該花，對不對得住老百姓。”這麼多年，無論再大的困難，再大的理由，他自家和自己的親屬沒從中得到過一分好處。２００２年春天一場風災，椿木營鄉多戶農民受災。負責救災款發放的周國知唯獨漏發了同樣受災的自家、父親、姐夫、妹妹和弟弟家。親戚們有些不滿，找上門來。他耐心解釋説：“國家的救濟款不多，咱們就讓給更困難的人吧。”

　　他的父親周東海已８１歲，也是享受優撫的復轉軍人。除了每月固定的優撫金，他沒讓父親得任何其他救濟。一次紅十字會給椿木營鄉一批救濟物資，鄉里已經分給他父親２０斤大米，他硬是從名單裏劃掉父親的名字，自己掏錢買了２０斤米給父親送去。

　　公私分明，克己奉公，在周國知身上顯現得近乎“不近人情”。

　　女兒周莉，自小深受父親疼愛。小學４年級時，有一天到父親辦公室找他，隨手在辦公桌上拿了幾張信箋紙。一向對女兒和顏悅色的周國知立刻板著面孔訓斥她，怎麼能隨便用公家的東西！至今，周莉想起這件事還覺得滿心委屈。

　　為“消茅”工程，鄉里給周國知配了一部二手相機，他為茅棚戶拍了上千張照片建檔留資。回到家裏，已經９歲還從沒照過一張相的兒子周輝，纏著爸爸給自己照一張。妻子汪碧秀和他結婚１７年沒照過合影，全家更沒有一張全家福。汪碧秀嘴上不説，心裏也同樣巴望著。但周國知還是不肯：這是公家的相機，公家的膠卷，我們不能佔公家的便宜，一張也不能照。

　　周國知上有年邁的父親，家有多病的妻子，下有兩個上學的子女，一家人的日子入不敷出，緊緊巴巴。他家的４間木瓦房，從１９８６年開始蓋到現在還未完工，整個堂屋的一面沒有門板，用一張紅藍相間的塑料纖維布聊遮風雨。家裏沒一件像樣的傢具，連床上的被子也是十幾年前結婚時的舊物。在女兒周莉看來，“爸爸不像當幹部的，雖説拿工資，家庭條件還不如農民，除了舊軍裝，就沒穿過什麼別的衣服”。

　　曾當過３０多年村支書的黎青山老人感慨説，周國知每年都負責救濟災民和貧困戶建房，“但凡他有一點私心，只要每次從每戶人家抽半塊板子，他家的塑料布早就換下來了”。

　　可周國知卻從沒這麼想，更沒這麼做。至死，他的家還缺著一面墻。

　　

病 榻

　　２００３年６月９日，周國知將１２７家消茅戶的實地調查、合同簽訂和歸檔工作全部完成，面交鄉黨委書記李明山，結結實實説了一句話：“全的，一戶也沒落下。”

　　這時候的周國知，又黑又瘦，１米７的個頭只剩下不到９０斤的分量。

　　兩天后，他被鄉里送進縣醫院。檢查的結果：肝癌晚期!

　　家人和同事瞞著他，説得了肝炎。周國知對陪著他的大哥周靈知説：“哥，讓醫生開點藥我帶回去吧，住院太花錢。”周靈知抬出鄉黨委鎮住弟弟，要他安心治療。周國知心急火燎地説：“我還有好多事呢！”走不了，他只好一一交辦給哥哥：“鄉福利院燒火的煤已經不多了，你一定要上山一趟，找黃書記取１０００元錢，給福利院買上煤啊。”

　　“哥，勾腰壩２組的軍屬湯生彭那，你得抽空上山替我捎句話。我已經在沙道溝鎮為他聯絡到建房的便宜瓦（沙道溝鎮距椿木營鄉有幾十公里路程），現在我不能幫他去拉了，讓他帶上我寫的這張條子去找人，快把瓦拉回來。”

　　疼痛越來越難以忍受，病床上的日子度日如年。一天深夜，周國知讓大哥坐到他床邊，問道：“哥，你實話告訴我，我到底是啥病？”再也瞞不下去的周靈知哽咽了，説：“國知，你是肝癌，已經到了晚期！”面對如此噩耗，周國知的第一反應卻是埋怨大哥：“你們早知道這病治不好，為啥還要送我住院，為啥還要叫鄉里為我花冤枉錢？１天１００多塊，能給群眾辦多少事呢！”９月３日，在周國知的堅持下他出院回到家中，出院時他拒絕開任何治療藥品，只帶了１０支止痛的杜冷丁。忍受著肝癌晚期非常的痛苦，自知時日無多的他，心裏越發有萬千放不下的牽掛。

　　他最後一次為自己的“消茅”聯絡戶胡柏春家落實了１００元救濟款，對來看他的胡柏春交代：“我最放心不下就是你們家，我沒能幫你們到最後，實在對不起你們，你們一定要想辦法建好新屋，發展生産。胡柏春一個勁地抽泣：“我這輩子怎麼報答你啊！”“你過上好日子，就是對我最大的報答！”

　　對年逾８旬的老父親，周國知有許多愧疚。“爹，我不能替你老盡孝送終了。”

　　他的兄弟姊妹，這些年為了他的工作，盡了不少義務，作了不少犧牲。他對妹妹金枝説：“你們別怪我，誰讓咱們是至親呢！”

　　當然，他覺得最對不住的還是妻子兒女。從這次回家到他永遠離去，一共２４天，這可能是多少年來他們夫妻聚在家裏時間最長的一次。也生著病的妻子，一直守在他身邊。

　　１８年前，剛剛從部隊退伍的周國知，請人介紹這個能幹的土家族姑娘。但女方家人嫌他家太窮，竭力反對。汪碧秀卻看中他有文化，又是退伍軍人，硬是走進他寒酸的茅屋。１８年夫妻，汪碧秀跟著他，沒享多少福，卻吃了不少苦，自己也累出一身病。他想説幾句道歉的話，卻一句也説不出來，等好容易説出來，又是一副沉重的擔子：“你一定要撐起來把孩子養大，讓他們讀書。全拜託你了。”

　　接任他的民政助理魏光榮，多年同事，也是從小一起長大的夥伴。周國知交代他辦的事最多。“庫房裏的救濟棉被，該曬了”“孤老馮卓然生活無著落，要接到福利院來”“消茅戶蓋房子的事，要抓緊”“幫我買點煤回來，我一旦去了，有鄉親們來守夜，燒兩盆火，別讓大家凍著”……

　　但，只有最後一件，周國知反復思量才開了口説：“你看我家裏的情況，我擔心我老婆的風濕病會癱得站不起來，兩個孩子都還小。真到了那一天，請組織上在可能的情況下，考慮給她們、給我父親適當照顧。”還沒聽完，魏光榮已是雙眼淚流，這“照顧”二字，是２０年來第一次從周國知嘴裏説出來啊！

　　

碑

　　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７日深夜，周國知永遠告別了椿木營的山山水水，父老鄉親，年僅４２歲。在這個偏遠的山鄉，從不曾有哪個人的死，驚動了那麼多非親非故的百姓。１０裏、２０裏，４０裏遠的山路上，扶著、攙著、還有讓人背著趕來的群眾絡繹不絕。周家屋子坐不下，鄰居們騰出房子，大家輪流到靈前坐一坐，站一站。漫天大雨裏，幾家村民毫不猶豫地砍掉自己正在生長的苞谷，開出幾米寬的通道，無數鄉親伸出手臂，托起棺木送他走向長眠之地。

　　周國知走了，生前身後，沒留下什麼財産，也幾乎沒留下任何記述自己的東西。沒有日記，沒有發言，沒有形形色色的材料，更沒有豪言壯語。她妻子，翻遍全家，甚至找不出一張丈夫的照片。

　　但在全鄉百姓心中，卻刻骨銘心地記著他的名字，記著他帶來的溫暖和幫助，記著他掏心掏肺的關愛之情。我們寫下的關於他的每一個故事，全來自椿木營百姓的敘述。關於他的一切事跡，都是椿木營群眾從心裏掏出來的記憶。十幾年前，鄉親們為了感謝周國知在懸崖峭壁間背水泥，在徹骨冰涼的河水裏淘沙子，帶領他們建起“幸福橋”，在橋頭立了一座功德碑，但周國知卻悄悄地把碑上自己的名字抹去了。他對前來“抗議”的村民熊昌余説：“共産黨人的功德碑，應該建在人民群眾的心坎上。”為此，他奉獻了自己全部的心力，燃盡了自己赤誠的生命。周國知，像生他養他的鄂西大山一樣，靜默無語，卻巍然聳立。唯山裏百姓的口傳心念，讓他的事跡和他的名字，像土家人的山歌一樣，愈唱愈遠，綿延不絕……這就是他的碑。

責編：陶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