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面]陳桂棣、春桃：調查中國農民

央視國際 (2004年02月14日 15:14)

　　CCTV.com消息（面對面）：

　　

一部以“三農問題”為題材的報告文學作品

　　成為新年伊始最暢銷的書籍之一

　　為時一年的“地毯式”調查，長達兩年的寫作歷程

　　一起起觸目驚心的“涉農大案”，一組組真實的歷史片段

　　他們以作家的視角，讓“三農問題”再一次真實地展現在世人的面前

　　《面對面》專訪陳桂棣、春桃：調查中國農民

　　人物介紹：

　　陳桂棣，安徽省懷遠縣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國家一級作家。代表作品《悲劇的誕生》、《淮河的警告》。曾獲首屆魯迅文學獎、“人民文學”獎和“當代”文學獎。

　　吳春桃，筆名春桃，湖南醴陵人。曾發表過《失憶的龍河口》、《民間包公》等作品，獲得過《當代》文學獎。夫婦二人均為合肥市文聯專職作家。

　　精彩對話：

　　記者：你們這本書為什麼會在全國引起那麼大的反響？

　　陳：因為從前沒有人這樣寫過。

　　記者：你們手裏也沒有權力呀，也沒有特殊的手段？

　　陳：我們有反映農民呼聲的權力，怎麼沒有權力呢？

　　記者：農村的狀況是什麼樣的？

　　吳：確實是太窮了、太苦了。

　　記者：中國農村有你們寫的這些陰暗面，但是也有華西村啊？

　　陳：我們中國有一百個華西村都不能夠改變中國目前的農村狀況。

　　記者：你想通過這些事件告訴大家什麼？

　　陳：如果我們農民弟兄不能富裕，我們現在的任何統計數字都是沒有意義的。

　　2003年年底，安徽作家陳桂棣、春桃夫婦歷經三年創作的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在《當代》雜誌第6期上發表了。由於作品深刻地揭示了當前“三農問題”面臨的諸多難題和矛盾，真實地反映了農民的心聲，因此在讀者中引起了強烈共鳴。2004年元月，《中國農民調查》一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在一個多月的時間內就發行了近十萬冊，成為新年書市的一大熱點，而各方評論也紛至沓來，再次將這本書和它的作者推向了輿論中心。2月8號，《面對面》記者對陳桂棣和春桃進行了專訪。

　　記者：你覺得大家為什麼愛看你們這本書，你們這本書為什麼會在全國引起那麼大的反響？

　　陳：我認為很簡單，因為從前沒有人這樣寫過，沒有這麼坦率地、不顧風險地把自己看到的表述出來。正像為我們這本書寫序的我們的何西來老師講的：“一個作家和記者發現這個事情不是太難的事情，能夠秉筆直書，這個大概需要勇氣。”

　　記者：你們為什麼能呢？

　　陳：我們是農民的孩子。我是九歲離開農村，她十一歲離開農村。因為有幾件事情觸動了我們，第一件事我跟我愛人，我帶她第一次到我家鄉去的時候，1994年，發現我家鄉有一戶人家五塊錢過一個年，我感到非常震動。

　　記者：怎麼回事呢？

　　吳：好像我從沒有看過這麼窮的地方，家裏是一樣東西都沒有，那個房子好像還是泥坯房子。他説大清早的時候到雪地裏扒了一車大白菜去賣，就賣了五塊錢。賣了五塊錢就買了一點肉，包了一頓餃子就過了一個年。就這麼簡單，就過了一個年。

　　記者：你們怎麼知道這個故事？

　　吳：因為是他家的一個親戚，他不是九歲才離開農村嘛。我們兩邊的親戚好多都在農村。

　　記者：那你的感觸是什麼？

　　吳：我的感觸就是我們這些農民怎麼現在還過這麼差的日子，好像都不可思議。所以説心裏還是有點沉重。

　　陳：這是一件事。還有一件事對我觸動比較大，最刺激我的就是我們淮北平原主要是種小麥，很多老鄉告訴我們：“如果一畝地畝産不能達到九百斤的話，那這一年就是白幹。”我就講：“這怎麼能是白幹呢？你畢竟在幹啊。”他就跟你算賬了。化肥呀、種子呀、灌溉呀、用機器收割，這稅、那稅，最後一算，不僅沒有自己的還歉收。特別有一個農民告訴我們：“咱們安徽省大包乾的經驗是走向全國，‘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都是咱們自己的’。大包乾這三句話充滿了自豪。”但是他講這三句話現在有變化了，“交不夠國家的，留不足集體的，剩下就沒有多少是我們自己的了”。很多人出去打工的錢，回來還要補交稅費。這個事情對我震動很大。

　　記者：這兩個故事就足以讓你們産生創作一部《中國農民調查》報告文學的衝動嗎？

　　陳：不，有些事要有機緣的。有一個日子是刻骨銘心的日子——2000年3月2號，這一天我們事後才知道：李昌平，就是湖北監利縣棋盤鄉的黨委書記李昌平，給國務院總理寫信的日子，提出“三農問題”，就是“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這一天就是2000年3月2號，但是也正是這個日子，我們的中央做出決定，發向全國的通知部署安徽搞稅費改革。

　　記者：是一個巧合？

　　陳：非常巧合，起碼説明我們黨中央的這個決定是順應民心的。一個更直接地使我們刻骨銘心的，我們的孩子曉放就是這一天出生的。

　　記者：這跟你孩子出生有什麼關係？

　　陳：我們要為他做些什麼，我們要産生另一個“孩子”。為什麼産生這個念頭？就是我愛人生産的時候，隔壁的房間發生的故事觸動了她。

　　吳：因為我是比較大的時候，三十六歲的時候才懷孕的，所以就得了一種病叫“孕高症”。在我生孩子的前一兩天，隔壁房間就死了一個産婦，那産婦據説是三天前就已經來了，她是患了那種病叫“前置胎盤”，應該是我的病比她更嚴重。她如果治療、住院是完全能夠治好的。當時醫院提出要她交三千塊錢，她是個農民，哪有三千塊錢，她肯定是交不起的。加上在農村接生一個孩子才一百塊錢到兩百塊錢，她肯定是抱著僥倖心理，她就不在這兒住院了，就回去了。結果回去了以後，不到第二天就開始生了。一直流血，流到後來都流昏迷了。那個接生婆才慌了手腳，一開始還以為很正常，然後才通知她丈夫趕快送到醫院來。結果在半路上就斷氣了。

　　記者：你怎麼知道這個事？

　　吳：因為我就住在她隔壁，隔壁的房間。那天晚上正好是元宵節，哭得驚天動地，那個男的用頭撞墻、拍床，又哭又喊：“如果我早知道是三千塊錢就搞掉兩條命的話，我就是賣房子我也要讓你住院。”現在就是三千塊錢，兩條命就沒有了。

　　記者：確實拿不出來三千塊錢？

　　吳：確實拿不出來。我估計他可能是賣房子賣掉也不值三千塊錢，農村的房子哪值錢啊。所以從那以後我就老是做噩夢，保胎就再也保不住了，到了第二天醫生就説：“你不得不提前做手術。”

　　陳：孩子是提前破水。

　　吳：這是直接對我的影響。

　　陳：刺激非常大。

　　吳：而且從那以後就天天做噩夢。我就覺得我們的農村姐妹真是太苦了。如果説我還是在農村，那可能她的遭遇就是我的遭遇了。

　　記者：那孩子出世，怎麼會想到送這麼一件禮物給他？

　　吳：我就覺得我真是該拿起筆來的時候了。我真是為了那些農民，我不得不。因為我沒有其它的本事，只有能夠寫東西，我要把農民這種生存狀況寫出來，要全社會來關心他們、關注他們，讓他們的生活得到改善。應該為他們做一件善事。

　　經過半年多的準備後，2000年國慶節，陳桂棣和春桃暫時告別了城裏優越的生活環境和剛剛斷奶的孩子，自費開始了寫作前的調查採訪工作。在走遍了安徽五十多個縣市，並就“三農問題”請教了一系列專家後，陳桂棣和春桃開始了《中國農民調查》一書初稿的寫作。在引言中，陳桂棣和春桃用了八個“想像不到”概括了他們在調查過程中目睹的種種現象。

　　記者：那在你們下去以前，你們所設想的、所想像的農村的狀況是什麼樣的？

　　吳：我們想像的農村狀況也不是太好的，因為畢竟從親戚那裏也聽到一些東西，但是我覺得不應該像我們看到的這麼嚴重。就是農村窮，窮到什麼樣子；苦，苦到什麼樣子以前真是沒有切身的體會。直到真正下去調查以後，才感覺到確實是太窮了、太苦了。

　　記者：那就順著這八個“想不到”，你能講一講你們的見聞嗎？第一是貧窮——“想像不到的貧窮”？

　　吳：對。比如我們到有些地方，那些農民他自己是種菜的，那個蔥、大白菜都那麼便宜，但我看他們吃飯就不要菜，就不吃菜。然後我就問他們：“菜這麼便宜，大白菜才一毛錢一斤，你怎麼不炒點吃呢？”他就説：“吃掉一斤不就少了一斤嗎？”那些農村的農民很普遍的就是穿的都是很破舊的。

　　記者：這個好像跟我們平常了解到的印像是完全不一樣的？

　　吳：所以我們才感到觸目驚心的。

　　陳：比如説村村通公路，是不是村村通公路呢？我們可以肯定大多數地方都是通公路的。但是你要下去你才知道那個叫公路嗎？我們遇到過大量這樣的路，下雨的時候根本沒辦法走，晴天的時候坐個車子顛得可以把你五臟六腑給顛出來。有一次我到了家鄉的一個鄉鎮去採訪，到了傍晚的時候，那個會計就講：“你們還不走嗎？”我就很納悶，我就是在你這兒吃一頓飯，那不至於窮得連飯都管不起。我就問他：“有事嗎？”他講：“沒事。那你今晚在這兒住吧。我們歡迎你住下來。你要想走趕快趁早走。”“為什麼？”他説：“我們這個地方下雨時間不長，剛剛下過，如果你要走遲的話你就很難走出去了。”我就不信，於是我們就走出來了。當時離這個鎮政府大概有五、六里路的樣子，當時突然恐怖起來了。為什麼？這時候光線非常暗了，那個地不像個地，就是我們走的時候連蹦帶跳沿著那個腳印走，你要不按那個腳印走那個鞋就沒法走，那是個大冷的天，這是一個；如果你摸錯方向可以講一夜走下去，不知道走到什麼地方去，那全是泥，摔到溝裏都不知道。

　　記者：是不是你們去的地方，都是最窮的地方？

　　吳：有些地方我們去的其實是合肥的郊區，不應該算很窮的地方。但都出現這種事。

　　記者：但是我們原來接受的概念是農民有飯吃了，能吃飽飯了。最早萬元戶的概念也是從農村來的？

　　吳：我覺得可能是這麼多年可能是各種稅費收得比較多。農民種地實際上真是不賺錢了，所以其實我們看到很多地方農民不種地了，拋荒了。他們覺得種地是一種負擔。但是農民要出去打工的話，也不是那麼容易的。實際上有好多人在外面是找不到工作，還是靠這個土地養活自己。比如我們採訪一些地方的農民在外面打工，那個小夥子才17歲，他在一個城市打工給人家做豆腐，一個月二百六十塊錢。一開始他原指望靠打工來改變家裏的生活條件，但是我們到他家裏一看一樣東西都沒有，連電視機都沒買來。我説：“怎麼搞的？你兒子打工白打工了？怎麼家裏還是這個樣子，窮得這個樣子？”他説：“才二百六十塊錢一個月，僅夠他的生活費。”我們去了好多人家，農民家裏真是連坐的凳子都沒有，我們坐在床上，他們就蹲在地上跟我們講話。

　　記者：老陳的感觸呢？

　　陳：我們對於貧窮的理解和我們看到的這些東西感到很驚詫。為什麼呢？咱們畢竟解放五十多年了，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了，我們的城市變化非常大，我認為這個貧窮是城鄉反差所映襯出來的。

　　記者：你覺得是農民本身創造出來的財富比過去少了，還就是因為稅費增加了？

　　陳：不，財富是在不斷地增加，但是他們得不到，都被各種稅費給繳掉了。因為這個事情比較複雜，這個貧窮的原因，當我們了解一些數字的時候應該講感到非常意外。為什麼呢？我們整個城市的人均收入是農民的接近六倍，而農民交的費、交的稅是我們城市的近四倍。這兩個數字疊印在一塊兒，還要怎麼表示我們農民的貧窮呢？

　　記者：“想像不到的苦難呢”？

　　吳：我們到農村普遍地看到農民都是跟我們才講幾句話就是眼淚汪汪的，那些農民都是三十幾歲的漢子非常非常的無奈、麻木，把我們都看做救星一樣的。實際上我們覺得我們真的幫不上他們什麼忙。

　　解説：在深入農村的調查過程中，讓陳桂棣和春桃感觸最多的是一種“無奈”，每當農民的負擔到了苦不堪言的地步，向有關部門表達心中的不滿時，又常常被看做是一種無理的抗爭。

　　記者：書中間也寫到了“抗爭”。可能現在我們看到“抗爭”的最普遍的方式就是上訪，他們為什麼要上訪呢？

　　吳：他就以為是當地的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如果找到上面的領導的話恐怕能解決。他不就上訪嗎？我們的農民實際上現在還是比較樸實的。

　　記者：除了上訪這種方式以外，還有沒有別的辦法來解決？

　　陳：當然了農民上訪當中也有一些過激的東西，比如用很粗暴的手段來解決問題。開著車，幾百個人跑到縣委、縣政府，把矛盾給搞激化了。當然激化矛盾的不光是農民。所以我們很痛心地寫到這些故事。

　　記者：你們中間還講到“想像不到的沉默”，為什麼會用這個詞，“沉默”？

　　陳：就是麻木。我講一個故事。臨泉縣田橋鄉有一個農民，村幹部找到他家裏要來罰款，怎麼罰款呢？那就要利用計劃生育當搖錢樹了。“你有結婚證嗎？”五十多歲怎麼能沒有結婚證？他説：“你把結婚證拿出來。”因為這個地方發生過兩次大水，八十年代一次、1991年一次，大水把什麼都沖走了。“我現在怎麼能拿出結婚證？”那沒有就要罰錢。“你有兩個孩子，超生。”他講：“我那個孩子是1979年生的。”“1979年生的也是超生。”不允許他講話，一講話就把這個罰款價格提高。從五百漲到一千、從一千漲到兩千、兩千漲到五千，最後罰到了一萬八。

　　吳：農民還是比較膽小的、比較老實的，他只有保持沉默。

　　記者：你們還談到“想像不到的感動”，什麼讓你們感動呢？

　　陳：感動，應該講這裡面是多方面的。比如説我們當時聽到一個鎮能夠發生這麼大的一件事情：一個鎮政府就敢貼佈告，鎮黨委書記就敢宣佈：“我們這個地方搞稅費改革了。”於是我們就想到了這就是小崗村的精神，如果沒有小崗村的那十八個人&&的話，我們中國的改革也許會晚很多時間。還有“無奈的感動”。我們的小崗村村長給我們算了一筆賬，稅費改革給農民負擔減輕了，但是上面的投入沒有跟上來，他兩年的花銷就報了十幾塊錢。我們感到很納悶：“那你這個村長怎麼當的？你這個村裏還能運轉嗎？”他跟我們講得非常自豪：“靠老婆，靠孩子！因為這是‘中國第一村’啊！我們要維護這個村裏的聲譽。”我們受到了一次非常複雜的感動。類似這樣的感動非常多。

　　記者：但是另外的説法，説你們這本書在為某些人樹碑立傳？

　　陳：我認為有些人就是需要樹碑立傳，就是要樹成一個旗幟一樣的，教我們認識我們應該向哪兒走。也許他們本身會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是在這個問題上，他們敢於站出來替農民辦實事，也正是這些感動我們的精神，所以我們不斷地增強了寫好這個作品的信心。

　　解説：2001年冬天來臨的時候，陳桂棣和春桃完成了《中國農民調查》初稿的寫作。書中用四起觸目驚心的“涉農大案”作為探討“三農問題”的切入點。這四起案件分別是：“丁作明被殺案”、固鎮縣小張莊村“惡霸”張桂全“殘殺村民查賬代表案”、發生在靈壁縣大高村的所謂“抗稅事件”和臨泉縣王營村村民反映村幹部亂收費等問題反遭打擊報復的“白廟事件”。

　　記者：這些案子觸動了你們？

　　陳：對。於是我跟我愛人就做了一個分析。如果我們要反映農民的生存狀況，我們的手段是很多的，但是最後我們意識到我們要解剖涉農大案，這是一個最直接而且可以把各種社會問題密集反映出來的一個非常好的手段。

　　記者：你們下去以後看到的這幾個故事跟你們原來所聽到的，所想像的是不是一樣呢？

　　陳：全是出乎意外的，不可能想像到的。比如我們書裏寫到的固鎮縣的一個案子，農民僅僅是行使他們的民主權利要求查賬，他們對村裏面這樣的財政表示了懷疑，而且得到了鄉里面的支持，大家選出來的村民代表。但是就是這些查賬代表在查賬的過程當中，被這位村委會副主任，他們喊副村長(張桂全和幾個兒子)不到五分鐘的時間殺死四個、殺傷一個。我們當時聽到這個事情的時候，應該講是非常震驚。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深入調查以後才了解到更沒想到的事情還發生了，這位副村長他還不是一般意義的副村長，他是因為強姦婦女、貪污，被判刑、緩期執行的期間，正在服刑期間的一個人怎麼能當上村裏的領導班子成員，這個是生活在城市裏的人無法想像到的。我們往後調查就更沒想到，家裏人被殺了，他的親人不敢表示自己的悲哀，明確地告訴他們 “你們不能亂講”。

　　記者：那連他們自己都不敢講，你們是怎麼發現這起惡性的案件跟農民的負擔是有直接的聯絡？

　　陳：我們看到大量的證據。他們村裏面就是一筆賬有兩個記賬的方法——一個就是專門給上面看，一個是專門讓農民必須交稅的。

　　記者：你們怎麼拿到這些材料？

　　陳：我們遠在2001年前就拿到了這個材料。我們又走訪了有關的政法部門，他們認為這個案子太冤了，你們可以去搞個清楚。於是我們就下了決心去調查了。

　　記者：你們的手裏也沒有權力，也沒有特殊的手段啊？

　　陳：我們有調查的權力，我們有反映農民呼聲的權力，怎麼沒有權力呢？我覺得中國任何一個人都有這個權力，我們的作家就是要替人民代言。當然非常困難。他們打電話是跑到其他地方去打，他們帶了很多東西，我們拿到的是原件都按著那個帶血的手印。實際上案情是非常簡單的，就像哥白尼講的一句話：“只要我們睜開兩隻眼睛面對現實”。這個案子是很簡單的一個案子。

　　記者：你們不擔心嗎？

　　吳：我們也擔心啊。因為畢竟現在還有兇手在逃，還有一個殺人犯在逃，沒有抓回來。但是我跟老陳我們兩人是不怕的。而且我相信我們的國家也不可能會發生這些事，在我們身上發生這些事。

　　最終，在固鎮縣這起“殘殺村民清賬代表”案中，原小張莊村副主任張桂全和他的兒子張加志被判處死刑，其他兩名罪犯分別被判處了無期徒刑。“丁作明被殺案”是另一起引起中央領導高度關注的涉農大案。1993年2月21號，由於清查村集體賬目觸及到了少數村幹部的利益，遭人誣告的利辛縣路營村村民代表丁作明被打死在派出所裏。案件破獲後，參與和指使毆打丁作明的幾名聯防隊員和派出所副所長被繩之以法。

　　記者：事情怎麼會到這一步呢？

　　陳：我們也感到很奇怪.這個事件中的副所長僅僅講了三個字，卻付出了十二年刑期的代價。他只講了哪三個字呢？鄉政府叫他把這個事情搞清楚，把這個人交給他了，他就利用自己手裏的權，也沒有調查清楚就要罰他（丁作明）的款。這是個有文化的農民，他當然不會相信。而且他是一個愛學習法律的一個農村青年，所以他對派出所這種處理非常義憤。於是就觸怒了這位副所長，就把他交給了聯防隊員，講了三個字：“加加溫”。“加加溫”三個字，就把我們這位非常好的一個農村青年斷送了。

　　記者：什麼樣的原因，最後造成這麼一個荒唐的事情出來？

　　陳：應該説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們從各方面的論證，當我們知道這一例是中國農民反映農民負擔第一個被打死的時候，我們當時是感到震動。

　　解説：另外兩起涉農案件同樣讓人感到震驚和心痛。其中，“白廟事件”發生在1995年，臨泉縣白廟鄉王營村的村幹部巧立名目隨意收費，並且態度蠻橫，激怒了村民，他們多次向縣、鄉兩級政府反應卻沒有結果，村民代表王俊彬等人反而被開除黨籍，甚至被警方通緝，致使他們有家不能回。

　　記者：你選擇這個故事它的典型意義又在哪兒呢？

　　陳：這裡面涉及了我們基層幹部的素質急需提高。我們的執法人員在面對事件發生的時候應該秉公辦事，應該是按照法律的原則去辦事。

　　記者：那中國農村有你們寫的這些陰暗面，但是也有華西村啊？

　　陳：我們不是沒有考慮過這個。我們需要回答的就是：如果我們中國有一百個華西村，都不能夠改變中國目前的農村狀況。因為我們是九億農民。

　　1995年，陳桂棣曾經因為報告文學《淮河的警告》獲得過魯迅文學獎，這部作品奠定了陳桂棣和春桃關注社會現實的創作風格。而《中國農民調查》這部作品則再次引發了當今文壇有關“文學和社會”、“作家和大眾”關係的深層次思考。

　　記者：你覺得這部作品是報告的成分多一些，還是文學的成分多一些？

　　陳：我們在寫作的時候沒想到什麼成分，我們只是想表達我們作為一個作家看到的、聽到的。怎麼能夠準確地把感動我們的事情去感動讀者，讓我們感到深思的東西，希望讀者能夠延續深思下去。我們迫切希望改變的東西，能夠成為我們大家的行動，我們共同地為農民多辦一點事情。

　　記者：但是你們畢竟是作家，人們會很習慣用作家的標準來要求你們？

　　陳：對這個問題我們有我們的看法。作家應該寫純文學，但是在寫我們這部作品的時候我們對純文學發生了懷疑，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了，我們國家發生了這麼大的變化，這個變化就包括各種撞擊、新舊撞擊，很多事情在發生大的演變，我們的各種矛盾，錯綜複雜的矛盾有待我們進一步去改革。面對這樣一種社會問題，我們的作家如果僅僅強調“純文學”，我覺得是作繭自縛。我跟我愛人下了一個決心，我們的作品應該走出文學圈，我們應該讓最廣大的讀者能夠讀到我們這個作品，讓我們看到的、聽到的，我們心中震撼的都傳給讀者。

　　記者：在創作思路上，春桃有什麼不一樣嗎？

　　吳：基本上還是一樣的。因為我們這幾年共同完成了幾個報告文學，基本上形成了這個風格，就是我們的報告文學其實就是考慮文學比較少一點，就像這個稿子的後半部分基本上文學色彩是比較淡的，因為我們覺得只有這樣的話恐怕才能夠走出文學的圈子走向社會。近十年來我們寫的報告文學、合作的報告文學全部是寫的熱點、焦點問題，所以我們選擇的寫作手法都是白描，沒有那些什麼好像是寫那個什麼詩情畫意，那些文學色彩確實是比較淡的。但是我們覺得那個白描的手法恐怕也是一種最高的文學境界。

　　解説：在《中國農民調查》一書中，兩位作者沒有回避當事人的真實身份，堅持在作品中、特別是一些涉農大案中使用了真實姓名，這讓陳桂棣和春桃在作品發表後，失去了一些朋友，甚至還有人將他們告上了法庭。

　　記者：有幾起官司，現在？

　　陳：就只一起，到目前就只一起。

　　記者：告你們什麼？

　　陳：告我們損害他的名譽，損害他的人格。

　　記者：你為什麼不願意説他的名字？

　　陳：因為我們本來覺得每一個同志他都給黨，給人民做過很多的好事，本來我們都不希望點出他們的名字。如果點名了以後，從各方面來講，會給他帶來很多損失，或者傷害。但是我們為了把農村的生存狀況，真實地告訴給大家，出於無奈，思想鬥爭也很厲害，最後不能不這樣做。

　　記者：不寫真名的話，這個麻煩不就沒有了？

　　吳：因為這件事是真實的，我覺得不可能寫化名，報告文學一定是要麼就不寫名字，要麼就是真名，而且就是我們在農村跑了一年多以後，看到農民的那個生存狀況這麼差，確實是良心也受到刺激。我們覺得不應該怕，為那些農民講點真話能怕嗎？不應該怕。

　　由於《中國農民調查》一書涉及了三農研究領域的許多重大課題，這部長篇報告文學出版後，也引來了許多質疑和爭論。

　　記者：你們是安徽的作家，你們調查的是安徽的情況，但是書是要面向全國發行的，而且我看你們的書也試圖涵蓋全國的情況。那安徽具有這種典型意義嗎？

　　吳：因為安徽是全國十二個農業大省裏面，安徽應該是一個最有代表性的，它是農業大省排在前面的。因為農業三大改革，土改、大包乾、稅費改革，三大改革兩個改革都發源於安徽，足以説明安徽的代表性。

　　記者：這本書的初衷讓人感覺到你們想給“三農問題”尋找一個藥方。

　　陳：我們不是給藥方，我們不是醫生，也不是算命先生。中國的改革現在依然要探索，我們只是把我們的這些農業專家，這些站在第一線上的農業實踐者，他們摸索出的經驗，他們研究出來的科學成果，我們進行有選擇地、坦率地告訴我們所有讀者，讓他們在這個問題上做思考。

　　記者：你想通過這些事件告訴大家什麼？

　　陳：告訴大家：九億農民的事是大家的事。如果我們農民弟兄不能富裕，我們現在的任何統計數字都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我們的富裕必須考慮到九億農民，我們現在的國力是過去遠遠不能比的。但是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人均數字，一搞“人均” 就全沒戲了。我就覺得我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希望我們國家儘快富強。怎麼富強？難道我們把九億農民給丟掉來富強嗎？

　　記者：這麼大的一個抱負一本書能達到嗎？

　　陳：我達不到，但是我的聲音可以喊出去。我盡我的責任。

責編：張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