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面]邵一鳴：艾滋報告

央視國際 (2003年11月29日 13:50)

　　中國艾滋病感染人數到底有多少？

　　疫情爆發流行是否已經無可避免?

　　中國政府又做出了哪些承諾與決斷

　　權威觀點 盛世危言

　　中國首席艾滋病專家走進面對面

　　全面解讀艾滋病疫情發展

　　人物簡介：

　　邵一鳴：1957年生人，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首席專家，曾任世界衛生組織全球艾滋病規劃顧問，2001年聯合國大會艾滋病特別會議中國代表團副團長。

　　解説：再過兩天，也就是2003年12月1號，一年一度的世界艾滋病日又要來臨。此時，關於艾滋病的話題又一次成為了人們談論的焦點。艾滋病在中國的發展情況如何？是否會進入爆發流行期？中國政府為此都做了哪些工作？2003年11月27日，《面對面》欄目的記者對中國艾滋病預防控制領域的首席專家邵一鳴研究員進行了專訪。

　　記者：如果縱向地看(中國的艾滋病情況)，現在是處於一個什麼樣的階段？

　　邵一鳴：第一個時期我們叫傳入期，是1985年開始的。每年只有幾例感染者被發現，多數是國外來華的人士，或者是我們出國的人士，這樣大概持續了四五年的樣子。到了八十年代末，就出現了第一個流行期，在雲南邊境。這樣，真正地在中國開始了艾滋病的流行。第三個時期就是在九十年代中期開始了，我們叫快速增長期，它跟第二個播散期有兩個不同點，播散期它的流行只是局部的，流行的速度相對不是那麼快；快速增長期它的特點就是很快波及到全國，而且增長速度非常快。

　　記者：有統計嗎？

　　邵一鳴：有統計。從1994年到現在，將近10年的時間，我們一直是在以兩位數增長。

　　記者：多少？

　　邵一鳴：百分之四十以上的速度增長。

　　記者：百分之四十具體來説是個什麼樣的概念？

　　邵一鳴：我們知道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維持在7%到8%，是全球最高的，這樣一個速度可以使得我們的經濟連續翻番，艾滋病比這個速度要高得多。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我們翻番的速度，幾年之內我們就翻番，所以説我們從1993年估計的一萬，1995年我們估計數字就是10萬了，那麼到2002年累計數字已經到了100萬。

　　解説：從艾滋病降臨中國的那天起，中國（大陸）的艾滋病感染人數就是一個備受關注的話題。國內外不同組織機構對於這個數字的測算經常存在很大差異。而一直以來，邵一鳴所在的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就是中國政府從事艾滋病疫情調查的權威機構。

　　記者：我這裡有三個數字，一個是一百萬的數字，一個是八十五萬的數字，也有一個五百萬到六百萬的數字，到底哪個數字是準確的？

　　邵一鳴：我認為一百萬的構成情況應該説是基於我們國家每年差不多兩千萬左右的檢測數，那麼按照國際上同樣的流行病學的估算方法，有很多還是跟世界衛生組織合作來進行的，這個數字是在現階段，我們儘管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缺陷，我們所能掌握的一個最接近於真實情況的一個科學猜測。85萬是一個更科學的（數字），它反映我們現在還有多少感染者和病人，這些是仍然存活的，他可以作為傳染源傳播疾病，一百萬是加上過去已經死亡的，他們已經不可能再傳播疾病。 對這個問題可能包括國際上，一直有很多對中國各種各樣的猜測，以至於發生這樣的情況：我們政府宣佈的三組數字，比如報告數、估計數和預測數，一個比一個大，這是肯定的。我們查到是4萬，我們估計、累計的人數是一百萬，我們存活的是85萬，我們將來要是不控制好，按這個速度發展，到2010年是一千萬。這樣三組數字，國外的媒體給我們拆開用，結果我們寫的文件上，三組數字在一起，但是國外媒體説，第一個是中國政府的，最少的那個；第二個中間這個，是有良心的科學家的，比如像我這樣的；第三個是國際組織，好像政府在隱瞞這個問題。

　　記者：實際狀況呢？

　　邵一鳴：實際上從我1985年參與這個工作，參與了三個國家規劃的制定，我們政府一直是對這個問題是選擇寧可估高，不要估低這樣一個措施。

　　記者：那我們一百萬這個數字的準確性和可靠性有多大？

　　邵一鳴：我認為這個數字由於我們還存在著監測上的一些薄弱的環節，所以這個數字只能説是我們掌握的資料的一個科學猜測。我們找到只是它當中的冰山一角，我們現在發現的只有4萬多例，而我們估計、累計是一百萬，那麼也就是説，95%的傳染源我們根本就不知道。控制好的國家，多數的傳染源他們都是掌握的，也就是説他們的報告數字和他們估計數字之間只有20%左右的差，而我們是多少？我們是只有5%掌握了，所以完全倒過來了。在這樣一個情況的話，我們的控制就不容易做得有力。

　　記者：通過什麼樣的渠道去統計呢？

　　邵一鳴：這樣的渠道就是通過我們各種各樣的系統來檢測，包括我們每年人群的血液篩查，這個有將近一千萬的人在做血液篩查，保證血液的安全。另外還有我們的流行病學設立哨點，就是在全國各個地方、各種人群，每年我們查一定數量的人查兩次，這樣了解一個動態的數據。第三個，就是有針對性地，針對一些特定的人群，往往是高危人群，然後做一定數量的檢測。這樣三組數字加在一起，就可以給我們一個分析，來了解我們現在大概有多少人數。

　　記者：會不會因為事關政績有意隱瞞？

　　邵一鳴：我認為最近五年，中央政府對這個問題非常重視，高層領導人不斷地批示，不斷地抓這個問題，但是我們的問題是在全國發展不平衡，有的省很重視，而有的省就很不重視。那麼這個工作我認為是當前的一個很大的瓶頸。我們只有全國都重視了，我們才有可能把疾病控制住。試想非典，假如我們有一半的省不重視，那我們有可能在幾個月內把它控制住嗎？完全不可能。高強部長今年在聯大特別會議上提到，我們要建立一種機制，要追究領導不力的責任，在防病的問題上，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機制。

　　記者：對於這些多發地區的領導來説，他可能會覺得外松內緊，是不是就可以了？

　　邵一鳴：但是我們中國有句古話“紙包不住火”，它肯定要出來，寧可對它下大力氣。比如泰國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當時它是亞洲（艾滋病）最嚴重的國家，政府採取了全民艾滋病防治運動，它的衛生部長、防病的主要控制人員，外號都叫“避孕套先生”，它是總理挂帥，整個政府跟社會動員起來，它也投入很大，它當時投入每年一個億美元。但是現在呢，疾病控制住了，通過這樣的動員，全球到泰國旅遊的人一點沒有減少，而且還在不斷增加。由於它把疾病控制住了，現在疾病從最高百分之十幾的高危人群，現在已經降到百分之一左右，作為全球一個防治艾滋病的模範，而它的政府投入可能從一個億降到四千萬。像這樣把工作放在前面，積極對待，它不但不會影響經濟的發展，它會保護經濟的發展，促進經濟的發展。

　　記者：真實準確地統計又有什麼用呢？

　　邵一鳴：真實準確地統計可以知道我們問題的嚴重程度，可以知道我們現在所處的流行階段，那麼他的主要危險，傳播危險來自哪個方向，在這個方向上我們應該做什麼樣的投入才可能有效，這些數據的掌握應該説對於我們艾滋病這場全民防治的戰爭是至關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