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望新聞週刊消息 2008年北京奧運會設施規劃方案，確定以在城市北中軸線設計南北向“千年步道”為特徵的獲獎項目為實施基礎，重建中軸線南端永定門城樓也被提上議事日程，引起社會各界對北京城市中軸線歷史變遷的濃厚興趣。
“我反對重建永定門，修起來了也是假古董！”最近在北京市政協的一次會議上，記者聽到一位專家的激烈言辭。“但是，修總比不修好，永定門太重要了，作為北京城市中軸線的南端，不修復它，中軸線就不完整了！”另一位學者則表達了截然不同的觀點。
永定門係北京明清外城城門之一，《明史地理志》載：“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築重城，抱京城之南，長二十八里。”永定門即為此時所建，它前有箭樓，後有城樓，中間為甕城，為外城七門中最大、最重要的城門。
1957年，永定門被徹底拆除了，理由有二，一是説它妨礙了交通，二是説它已成危樓。從此，全長7.8公里的北京中軸線，如同一根斷了線的琴弦。
近年來，重修永定門的呼聲越來越高。北京市有關部門開始醞釀此事，但在討論中，出現了意想不到的分歧。時至今日，整個計劃仍停留在論證階段。
有學者提出一個“折衷”方案：乾脆在永定門那裏立一個碑，祭奠這個城市的滄桑變遷……
營城之始
1264年，忽必烈在火燒金中都之後，在其東北方向擇址建元大都，即明清北京城的前身。
中軸線的劃定，對元大都的規劃建設起著決定性作用。規劃師利用現北京什剎海、北海一帶天然湖泊的遼闊水面和絢麗風光營造這個城市。為了使中軸線不湮沒于湖水之中，元大都的設計師在圓弧狀湖泊的東岸劃出了一條南北與湖泊相切的直線，切點在今天的後門橋，切線就是今天的中軸線。
明滅元後，改建了元大都，中軸線位置依舊並向南延伸，及至16世紀修築外城，終於形成了今日所見的這條雄偉的建築長廊。到20世紀中葉，這條軸線仍保存完整，由南至北，依次為永定門、正陽門、中華門、天安門、紫禁城、景山、地安門、後門橋、鼓樓、鐘樓等。
“有軸線，而且把眾多重要建築都壓在軸線上的城市，全世界就數北京。”北京市政府規劃顧問董光器對記者説，“華盛頓有一條東西軸線：國會大廈、華盛頓紀念碑、林肯紀念堂等壓在軸線上；巴黎有一條略斜的軸線：盧浮宮、凱旋門、德方斯等也壓在軸線上。但它們都比不過北京。”
“北京城的中軸線是世界上最長、最成功的建築藝術線，眾多大型建築一字壓在軸線上，構成北京的脊梁，而脊梁兩邊，是對稱，是數十平方公里的對稱：左安門對右安門，廣渠門對廣安門，東便門對西便門，崇文門對宣武門，朝陽門對阜成門，東直門對西直門，安定門對德勝門。還有天壇對先農壇，太廟對社稷壇，日壇對月壇……這條線，許多國家的教科書都有記載！”董光器以自豪的口氣説。
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1951年在其傳世名篇《北京——都市計劃的無比傑作》中，以充滿激情的筆觸，描述了北京中軸對稱又隱含豐富變化的城市格局給予人們的巨大審美衝擊：
我們可以從外城最南的永定門説起，從這南端正門北行，在中軸線左右是天壇和先農壇兩個約略對稱的建築群；經過長長一條市樓對列的大街，到達珠市口的十字街口之後，才面向著內城第一個重點——雄偉的正陽門樓。在門前百餘公尺的地方，攔路一座大牌樓，一座大石橋，為這第一個重點作了前衛。但這還只是一個序幕。過了此點，從正陽門樓到中華門，由中華門到天安門，一起一伏、一伏而又起，這中間千步廊（民國初年已拆除）禦路的長度，和天安門面前的寬度，是最大膽的空間的處理，襯托著建築重點的安排。這個當時曾經為封建帝王據為己有的禁地，今天是多麼恰當的回到人民手裏，成為人民自己的廣場！由天安門起，是一系列輕重不一的宮門和廣庭，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頂，一層又一層的起伏峋峙，一直引導到太和殿頂，便到達中線前半的極點，然後向北、重點逐漸退削，以神武門為尾聲。再往北，又“奇峰突起”的立著景山作了宮城背後的襯托。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正在南北的中心點上。由此向北是一波又一波的遠距離重點的呼應。由地安門，到鼓樓、鐘樓，高大的建築物都繼續在中軸線上。但到了鐘樓，中軸線便有計劃地，也恰到好處地結束了。中線不再向北到達墻根，而將重點平穩地分配給左右分立的兩個北面城樓——安定門和德勝門。有這樣氣魄的建築總佈局，以這樣規模來處理空間，世界上就沒有第二個！
永定門之沒
當梁思成寫下這段文字的時候，北京古城正醞釀著一次徹底的改建。在這之前，梁思成與他在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的同事陳佔祥，提出了一個完整保護北京古城，並將新的行政中心置於古城以西建設的計劃。但是，他們未獲成功。
1950年，梁思成參加了北京城墻存廢問題的討論，他把拱衛了北京城500多年的明城墻譽為“中國的頸環”，指出，“它是我們的國寶，也是世界人類的文物遺跡。我們即承繼了這樣可珍貴的一件歷史遺産，我們豈可隨便把它毀掉！”但是，他未能止住拆除者的步伐。
對北京古城的拆除，正是從城墻開始的。最早的拆除城墻行動，始於1951年，這一年，永定門甕城被拆成了一條馬路。現存于清華大學的一份檔案記載：“一九五一年改善永定門交通時，拆除了永定門甕城。為此，梁思成先生曾對市府表示極大的不滿。”
梁思成提出將城門作為交通環島即可方便交通，並在城墻上置花池、建涼亭，使之成為一個全長達39.75公里的立體環城公園。但此項建議未被採納。
1953年11月，北京市提出《改建與擴建北京市規劃草案的要點》，指出，北京古城“完全是服務於封建統治者的意旨的。它的重要建築物是皇宮和寺廟，而以皇宮為中心，外邊加上一層層的城墻，這充分表現了封建帝王唯我獨尊和維護封建統治、防禦農民‘造反’的思想。”
拆除者的行動越來越快。北京電影製片廠的美術師張先得目睹了這個過程，並用自己的畫筆，為城樓留下了“遺照”。年愈七旬的張先得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1956年，他匆匆趕至永定門的時候，看到城樓與箭樓孤零零地立在那兒，周圍的城墻已被拆沒了；第二年再去看，城樓、箭樓也被拆光了。
就在永定門被拆除的時候，關於城墻存廢的爭論又掀起一個高潮。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鄭振鐸1957年6月3日在《政協會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拆除城墻問題》的文章，提出，“今天拆除城墻的風氣流行各地。千萬要再加考慮，再加研究一番才是。”“三五百年以上的城磚，拿來鋪馬路，是絕對經不起重載重高壓的。徒毀古物，無補實用。何苦求一時的快意，而糟踏全民的古老的遺産呢？”
但是，鄭振鐸與梁思成同為少數派。1958年8月9日，人民日報登出署名王啟賢的《束縛城市發展的城墻》一文，號召“用大家喜愛的義務勞動的形式”，“拔除”城墻“這個障礙物”，“城墻開了幾個豁口只是點的突破，並沒有根本解決問題，還需要進一步徹底清除。特別是在目前節約建築用地的號召下，城墻卻佔用了大量土地，這是可以充分發掘的潛在力量。”
“梁先生哭了……”
20世紀50年代初，就在城墻存廢的討論開始之時，中軸線上天安門城樓兩側，一場關於長安左門與長安右門（俗稱“東西三座門”）的拆與留的“遭遇戰”展開了。
今天，我們在開國大典的紀錄片裏，還能看到在天安門東西兩側的這兩幢明代建築的雄渾身姿。它們與天安門城樓、中華門共同圍合成一個“T”字形宮廷廣場。但是，這兩個門，與永定門一樣，被認為妨礙了交通而需被拆除。
當年的一份檔案這樣寫道：“每年有幾十萬人民群眾雄壯的隊伍在這裡接受毛主席的檢閱。但在東西三座門沒有拆除之前，它們在交通上妨礙了這樣重要的活動。”“節日遊行閱兵時，軍旗過三座門不得不低頭，解放軍同志特別生氣。遊行群眾眼巴巴盼著到天安門前看看毛主席，但遊行隊伍有時直到下午還過不了三座門，看不著毛主席。”
梁思成與其夫人林徽因教授，想方設法阻止拆除行動。今天，文化界仍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林徽因説，如果要拆三座門，她就到那裏上吊！
1952年8月11日至15日，北京市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議題之一即討論長安左門與右門的存廢。參加此次會議的原北京日報記者楊正彥，于2000年5月在《北京紀事》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回憶此事：
林徽因代表梁思成發言。當時會場設在中山公園內的中山堂，這裡沒有固定座位，只能運去大批的軟椅，為了代表便於出入，不得不留出若干條通道。林徽因一上臺，就以她雄辯的口才先問各位代表：台下的椅子為何要這樣擺？還不是為了交通方便！如果説北京從明代遺留下的城墻妨礙交通，多開幾個城門不就解決了？她這番話在代表中起了很大的煽動作用，因為當時矗立在天安門前東西兩座“三座門”對來往車輛和行人實在不太方便，每年都在此處發生幾百起車與車相撞或者車與人相撞的事故，市委市政府早已下決心先將這兩座“三座門”遷移，施工力量都已準備好，單等代表會議一舉手通過，就立即動手。彭真同志考慮到那天會場的情緒，怕一時很難通過，便立即召開代表中的黨員會，要求大家一定服從市委的決定，舉手同意先拆除天安門前的兩座“三座門”，由於代表中黨員居多數，這項決定便這樣被通過了。一夜之間這兩座三座門就不見了。
梁思成5年之後對此事評價道：“扒三座門，理由是釀成很多車禍，還拉一些三輪工人汽車司機到人代會上控訴。現在扒了不還是照樣的車禍。”
但是，他認為長安左門與右門被拆，自己也有“責任”。“我的錯誤在於沒有想出一個辦法來解決交通問題”，“為什麼不可以把東西長安街向南推出一個小彎，繞過三座門。金水橋的水也不是筆直地流過，不是也繞了一個彎嗎？為什麼我們的馬路就不能像金水橋的水似的拐一個小彎，這樣三座門就成為路邊的點綴而不影響交通了。”
孔慶普，現北京市市政工程管理處橋梁所退休總工程師，當年參加了拆除長安左門與右門的行動。他向記者追述道：“拆的那一天，我們建設局的人在中山公園，建工局的人在勞動人民文化宮。下午4時，我們正準備吃飯，接到通知：市裏的各界代表會議開完了，決定拆了。我們就立即動手，用了一天一夜拆完。聽説拆的時候，梁思成、吳晗、柴澤民等都去了。”
對於當年的那一幕，已故規劃師陳佔祥生前接受記者採訪時記憶猶新：“梁先生哭了……”。
中軸線上，同樣令梁思成痛心的還有地安門的拆除。拆除的理由，也是“妨礙交通”。
據當年在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工作的人員回憶，那時人們經常聽到梁思成的呼籲：現在當務之急是如何保留地安門，否則又要被動了！
地安門是中軸線上重要的文物建築，為保留它，梁思成再次提出交通環島方案。但是，1954年年底，地安門還是被拆了。
在那個拆風盛行的年代，長安左門、長安右門、地安門等古建築的拆除，被認為是“今後徹底迅速地改建舊城的一個良好的開端”。
甚至有人認為故宮也可以拆改。1958年，《北京市總體規劃説明》提出，“對北京舊城進行根本性的改造，堅決打破舊城市的限制和束縛，故宮要著手改建，城墻、壇墻一律拆掉，拆掉城墻後，濱河修築第二環路。”
梁思成想不通，他對當時北京市的一位領導人直言：“在這些問題上，我是先進的，你是落後的。”“五十年後，歷史將證明你是錯誤的，我是對的。”
“偉大集體的尺度”
1955年，在中軸線景山以北剛剛建成的地安門宿舍樓，成為了批判“資産階級唯心主義”與“復古主義”的靶子，因為這組建築頂上了中國式的“大屋頂”。
中央設計院的著名建築師陳登鰲是這組建築的設計者。為尊重中軸線的建築風格，他把宿舍樓分成兩幢，對稱地分列于中軸線兩側，並以民族風格的手法進行了處理。今天看來，這一組建築確實做到了與中軸線的協調。可是，在當年的那場大批判中，這兩幢建築的“大屋頂”使陳登鰲遭了殃。
1955年5月14日，陳登鰲寫了一篇檢討，被發表在人民日報上。而梁思成則付出更大代價。這位曾以現代主義建築手法設計他所理想的位於古城之外的行政中心區的學者，在自己的規劃方案被否定之後，思想上出現了一次出人意料的轉折。看到大量新的建築不可避免地要進入古城區，梁思成先是提出控制新建築的高度，以取得統一和諧的景觀，這未獲成功；一幢幢高樓就要在故宮周圍建起來了，他致信周恩來總理，提出必須注重“中國建築的輪廓”；接著，畫出了一個35層高的有中國式屋頂造型的建築想象圖。
這一系列的“退而求其次”使梁思成成了“復古主義”的“罪魁禍首”，遭到猛烈批判。在那場大批判中，林徽因不幸病故；之後，梁思成作了檢討，稱自己的學説是主觀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是形式主義、復古主義的。
這場批判，使建築師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1953年，現代主義建築被批判為“資産階級結構主義”；可在1955年，民族形式也被批判了。
建築師被解除思想禁錮是在1958年。這一年，北京中軸線迎來了自1405年明永樂帝朱棣營建紫禁城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建築活動。為迎接新中國成立10週年，“十大建築”中的人民大會堂與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被選定在天安門廣場建設。建築師被要求解放思想進行創作。
毛澤東確定了天安門廣場改建的規模。改建後的廣場，東西寬500米，南北長860米，最終實現的面積達到44公頃，成為世界最大的城市中心廣場。
北京市委邀請全國1000多名建築師、藝術家和青年學生參加天安門廣場規劃設計競賽。有方案提出拆除中軸線上的正陽門，這遭到周恩來的反對。1958年9月，周恩來在部署“國慶工程”時，明確提出天安門廣場的擴建，不能拆除正陽門城樓和箭樓。後來，在1965年準備拆北京內城城墻修地鐵的時候，周恩來行車繞城一週，再次指示留下正陽門城樓和箭樓。
在天安門廣場的改建工程中，中軸線上的中華門被拆除。中華門是一處明代建築，形制與長安左門與右門相倣，位於天安門原“T”型廣場南端，明朝時稱“大明門”，清朝時稱“大清門”，中華民國起稱“中華門”，故有“國門”之譽。中華門被拆除後，其址成為廣場南部的綠地。1976年，毛主席紀念堂在此處建設。
屢次在拆除改造中扮演反對角色的梁思成與林徽因，在天安門廣場、在中軸線上留下了兩處最可寶貴的作品，一是建成于1958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二是高懸于天安門城樓之上的國徽。
20世紀80年代末，為迎接亞運會的召開，北京打通了北中軸線，這是元大都興建以來700多年間，中軸線第一次向北延伸，其長度由過去的7.8公里增加到13公里。這次延伸一反“面南而王”、中軸線只向南延伸的傳統，使城市功能得到有機疏散。根據北京市1991年至2010年城市總體規劃，北京城市中軸線將由現在的13公里延伸至26公里。南中軸延長線將延伸至南苑，以突出城市南大門的傳統格局；北中軸線還將繼續向北挺進，在其兩側和北端將建設一組規模宏偉的公共建築群作為中軸線的高潮和終結，突出體現21世紀首都的新風貌。在清河鎮與北苑之間，城市規劃師們還留出了1.5公里寬的地帶，禁止搞建設。這是為後人把中軸線繼續北延至小湯山埋下的伏筆。這次總體規劃明確了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10項原則，中軸線的保護被列為第一項。 （王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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