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 忠 祥
甲骨文的出土與發現，使殷商文化重現天日，也使中國文明史上溯了一千多年。此後，從春秋到中國近代史，從孔子，司馬遷到範文瀾，都為中華民族傲立世界之林提供了有文字記載的史料。然而五千年的文明史，給我們留下的幾乎所有文字、實物都僅能讓我們在腦海中，憑想象復原歷朝歷代的人物風貌。甚至是想象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形象也只能憑演員來塑造。
當21世紀來臨之際，中央電視臺製作了一部回顧二十世紀歷史紀錄片的《百年中國》，它展現給我們的是一幅鮮活的歷史畫卷，比之宋代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所給我們帶來的驚喜和信息不知擴大了多少萬倍。這標誌著記載歷史的手段達到了全新的階段。當然，這部電視紀錄片由於製作時間的倉促，蒐集文獻資料的欠缺和篇幅所限，還有許多史實史料不能盡括其中，但它仍舊是迄今為止全面的展示20世紀整一百年中國的風雲變幻和驚天動地的巨變的鴻篇巨制。而這部系列紀錄片真真切切地讓當代人和我們的後人看到的是活生生的曾經存在、曾經發生的歷史人物的神情風采和歷史事件的迭宕曲折。我有幸參與了《百年中國》的創作過程，在其間擔任解説。我既是創作的一個成員，又是這部紀錄片的第一批觀眾，因而它給我的感受更加濃、深、厚、重。《百年中國》掀起我記憶的奔涌和引發我情感的波瀾，20世紀的三位偉人，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和他們所處的時代背景，他們所代表的政治家、革命者的群體，和建立的卓著功勳歷歷在目。
這部片子使我想了很久，想起了很多……
一
歷史是在發展中走過來的，記錄歷史風雲的方法、手段、科學、技術也在歷史的車輪滾滾中逐步進化與發展。我為自己能在紀錄歷史的工作中，擔當一個小小而不可或缺的角色深感欣慰。42年的工作生涯，其中最綿長、最大量、最使我激動的工作，並不是16次參與春節晚會，甚至也不是在各種喧鬧聲中的現場主持。固然那些工作使我頗感風光，但真正能讓我産生雋永回憶的是在一間小小靜室中面對畫面與話筒解説那終將成為歷史的一部部紀錄片。
我早就記不清經我之口所解説過的電視紀錄片究竟有多少部集，更列舉不盡它們的名目。能脫口而出的解説過的作品只是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幾部，其中就有江澤民總書記指出的20世紀三位偉人《毛澤東》、《鄧小平》、《孫中山》，這也是三部大型文獻片，均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當然，近年來曾獲大獎的還有如下幾部，那就是《廬山》、《大京九》，再就是數不盡道不清的介紹各地省、市、縣、工礦、企業的專題片，介紹名山大川的風光片和敘述物質進步的科技片，如《黃山》、《九寨溝》等等。對了，僅九寨溝這一題材我就先後錄過不同攝製組製作的五個版本。再往前想，文革中，毛主席多次接見紅衛兵，和這一期間的《太行山下新愚公》、《三口大鍋鬧革命》、《孔府》以及以後的軍事題材的《幹枝梅》等等節目，列出這幾個題目可謂挂一漏萬，難以説清。規模數量能説得清的也有，比如由我解説過的《動物世界》，20年來，共計有一千多集，以每集20分鐘計算，約有3000萬餘分鐘的長度，稿件字數僅從《動物世界》解説詞集（1981——1991，華夏出版社）前十年的不完全收錄中，計有80余萬字，如果加上後10年和另外7年的《人與自然》各集解説字數何止200萬。但這也不過是我工作中的一個部分，因為有些片子是只錄不播的，比如女製片人美國賈維斯的《盧浮宮》，CBS由克朗凱特主持的《二戰紀實》共20多集。前者優美的筆觸和美倫美煥的畫面，後者那慘烈的戰況、悲壯的場景。我面對那驚心動魄的歷史鏡頭感懷良久，不能平靜。據説當年這部系列片送給在北戴河的小平同志看過，細節就不得而知了。
片山片海，往事如潮，難理頭緒，不過飯是一口一口吃下去的，有滋有味的細節歷歷在目，那是永記我心的情景和永存心中的情愫，是我參與記述歷史的寶貴經歷。
二
1960年，我做為一名剛滿18歲的高中生，從充滿朝氣、充滿憧憬、充滿可能不切實際理想的校園跨入了人生的一個門檻，走進了當年豪華得幾乎令我窒息的廣播大樓，屏息寧神，小心翼翼，開始了我42年乃至也許還長一些的電視生涯。細説當年，留待日後，此外只能簡短捷説。
我工作開始的第一項任務是對畫面做解説，沈力大姐當年20多歲，是我解説入門老師，她帶著我先學放映，把一盤盤的16毫米的膠片，挂到放映機上，自己開關操作，自己上下倒片，然後對著小小銀幕上的畫面看著編輯們手寫的稿件，一遍遍的對鏡頭，剛開始一段只有兩三分鐘的片子，我往往看過四、五遍，還記不住畫面，往往張冠李戴，錯個不亦樂乎。等到稍有長進，我就進了播音間，那時的電視播出一切的一切都是直播，看著眼前銀屏上的畫面出現，打開話筒的開關，照著白天對好的記號，一字字，一句句，一段段，一篇篇，就這麼播了下去。一直念到今天，念了40多年。什麼叫功夫，功夫就是花費的時間，付出的精力，栽過的跟頭，出過的汗水，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42年。
記得當年，有急件時，剪輯間裏幾位大姐于碧雲、李玉英、秦蕓蓮、戴辛芬，她們大都早已退休。當年的小同志高慧芬也早改行，她們把剛剛“出鍋”的膠片，一段段撕開，一組組粘上，用膠水粘，用膠條粘，這就是畫面剪接，編輯們則埋頭寫稿。領導剛坐等審片，我就默默侍立一旁，等待對片。有時我就在催促聲中和等著拿片子的放映員一路小跑，放映員衝進放映間，手腳麻利地裝上片子，衝著一面白墻（好像挂了一塊銀幕）投影。我則跑進播音間，氣喘未定，眼前已出現畫面，於是我就照著稿子對著畫面，一字字，一句句，一行行，一篇篇，念啊念。汗珠一顆顆從腋下滾落，如果念錯一個字，心頭一陣急縮，眼前一陣發黑。有時眼前一黑一閃，不是念錯而是我面前的電視機出現故障，畫面一閃一閃。這時，我要在兩段解説的緩衝時段，立馬兒跑向門口，拉開門，大喊“技術員，快來！”然後我再衝回桌前坐下，開閘接著念。這時技術員已踮著腳悄無聲息地走進播音間，快速地調整畫面，一個星期至少有這麼兩三次險情。有時，我面前的電視機幾乎全部黑暗，而稿子又沒有空檔，只好根據我對片子時記住的時空感覺蒙著念。您會問，這是新聞還是紀錄片？都一樣，短的叫新聞，長的叫紀錄片，後來者都會把它們當成史料。陳漢元老兄總愛提當年的一件事，就是我和他的精誠合作，他撰稿我播音，國慶來臨，我們白天上天安門轉播，而晚上就把十多位記者一天拍攝的膠片，編成幾十分鐘的紀錄片再播出一遍。晚上19：00播出，趕來趕去，飯也不吃，水也沒喝，臨播前幾分鐘，大家一路急跑從二樓奔向一樓播音間，放映員在二樓放片子，音樂音響在二樓，主控室對著畫面放著磁帶，我與漢元則神速抵達播音間，我拿起第一篇稿子，屏息凝神對準畫面，熱情洋溢開了腔。這時漢元就蹲在桌旁一面遞給我稿子，一面指指戳戳給我指令，叫我念，叫我停，叫我快，叫我緩，有時候匆忙間用手在我面前一勾，劃去一段解説，跳過幾行字，再接著念。幾十分鐘一部大片，就這麼播出去了。
這就是當年的工作細節和當年的電視片。研究電視史的人，從來沒向我調查過當年的狀況，不知他們怎麼書寫的當年，而當年的膠片即或存在，那也是光光的膠片，沒有聲音，聲音早已發向太空虛無飄渺之處，黃鶴一去不復返，無跡可尋。可惜我10餘年的精氣神空忙一場，一無所獲。更可嘆的是，我自己從沒聽過我自己的解説效果，因為是直播，來者不拒，去者不留。
終於有一天我接到一個任務，叫我為中央電視臺有史以來第一條光學拷貝，電視紀錄片《第一屆新興力量運動會》配解説。那是1961年，一個炎熱的夏天，一個令我欣喜萬分卻又疲憊不堪的熬人的夏天，其中的辛苦以我為最。這是第一條有聲紀錄片，錄音員由劉杏圃擔任，他比我晚來一年，工作認真，但工作還不熟練，配樂是宋玉珊，記得那時候，他面前的磁帶一盤盤堆成小山，每盤磁帶都夾著小白紙條，開關啟動停止都憑這小紙條兒做記號，小紙條一轉出來立刻停機，換另一盤磁帶。我擠進又悶又熱的小木屋念稿子。放映員把片子放出來，準備開始——1、2、3——放。字幕出，音樂起，旋即由我解説的聲音摻了進去。這時畫面、音樂、解説三套馬車一同啟動。“停”，“停”，“停”，那第一個晚上就在一片喊“停”聲中度過。無論畫面發抖，音樂放錯，或解説念錯，都要停下來。30分鐘一盤膠片呀，也無論在哪兒錯了，無論哪個環節錯了，大夥都只能一塊從頭再來，就算是第28分，第29分出了一個錯，也要從頭開始，再來一遍。我的天呀，現在想起來都恐怖。其它環節都是機器，鐵的，而我的聲帶是肉的。我念錯了，重來自認倒楣，但他們錯了，我也活該，再從頭來。第一夜下來，沒錄成，第二天接著幹，我記不得是哪一天哪一次總算完事大吉，留有我聲音的片子，費了我多大的精力才算完成呀！
這就是當年用如此笨拙手段紀錄歷史的歷史瞬間。
對比起今天，它就是延安窯洞，它就是大寨梯田，它就是紅旗渠水，它就是洪荒中的勞動號子。但充滿激情，充滿艱辛，也充滿青春年代的浪漫。
三
面對曾經有過的歷史，我們不應該怠慢任何一個環節，但歷史有時偏愛“會喊的娃兒”，而默默無聞的，不愛吭聲的人，幾乎往往會被人淡忘。
記得一位名叫郭熹的放映員，老革命老師傅，幾年前已默默的離開人世，但我會永遠記住他，他與我同住302單身宿舍，我們工作完了，一塊走出去吃夜餐。半升啤酒，一碗餛飩，冬天的積雪，夏日的夜風，仿佛就在昨天。他不顯山不露水，但他是個能人，有一段時間我們的紀錄片用西門子16毫米涂磁片播出。我天天錄音，在播送室聽聲我自己還滿意，可是一到電視上聲音就髮尖難聽得很。正在百思不得其解時，郭熹告訴我，由於電影製作工藝的限定，每秒24格，而電視格式是每秒25幀，這就是你的聲音從電視裏出來髮尖的原因，這等於説磁帶轉得快。啊，原來如此。更讓我佩服的是，這位老兄不但他能“把脈、診斷”，第三天，他告訴我，一切都已“搞掂兒”。從此以後，我才在電視中聽到了真真切切、原汁原味的聲音，至於他怎麼幹的，什麼時候幹的，他沒説我也沒問。啤酒照喝，朋友照做，但他的功勞卻記在我心中。如今他早已走了，但每想起他，我都在懷念之中有著幾分感激之情，也就是從70年代中期開始，我的解説也有了一席之地，解説才更成了我的第一職業。
還應該感謝的一個人是邵昌友，邵工，臺一級的領導。如今已退休，還住在臺後宿捨得小院裏。
當年，文革風暴來臨，人人自危，一天陳伯達來廣播局檢查工作，他説了這樣一段話：“廣播裏不準出一個錯字。”這錯字當然不僅是讀音的錯處。我從未經過這樣精神緊張的時刻，電臺已經由直播改為錄播，而電視還沒有錄像機的使用。任何一個字兒都只能直播。如今，中央電視臺新聞直播，其實充其量只是半直播，因為畫面的伴音是事先錄好的，直播僅限于播音員的圖像部分，而早年，影片畫外音也只能直播。直播象一把達摩克利斯劍懸在頭上，不知哪天掉下，掉下來就可能是殺身之禍。
這時，邵工的一句話掃去了我的愁顏，他説：“片子畫外音也可以用磁帶條，對著畫面放。”我的天，這可真讓我松了一口氣。那時候大家都還年輕，説幹就幹，沒有幾天，在播放新聞時，我們都眉開眼笑地看著這原始的雙片播出。邵昌友可能體會不到，他讓我少死了多少腦細胞。當然，在同步器還沒安放時，這兩條帶子，因為磁帶和膠片走速不同，時有誤差，膠片不能調速，只能用放音機調速，但有一點大家都很清醒，膠帶放錯了，那是技術差錯，而要是播音員念錯了，輕者是政治錯誤，重了説可就“上不封頂”，即便屈死也説不定。總之我像過閘口的最後一條魚，在閘口關閉之前溜過去了。
溜過去了，就意味著倖免于可能有的一難啊。
再往前就是天寬地闊，海晏河清，於是更多的更精彩的電視紀錄片就一個接著一個的在我面前出現了。《百年中國》使我回憶無限，感慨良多。我想起我為職工匯演寫的兩句詩，寫下來，權做本文的結尾吧：
“曾記否——
風卷紅旗，筆走龍蛇，高天流雲，金蛇狂舞，
我燃過火樹銀花，
我唱過凱旋金曲。
我喝過慶功酒，笑語喧天，
我灑過男兒淚，肝腸寸斷。
四十年輪番的陰晴寒暑，
四十年不盡的浩然興嘆。
沉寂中我也會淺吟低唱：
‘桃花盡日逐流水
寒雨連江夜入吳’”
我為曾親歷的輝煌歲月而自豪，
我為曾有過的光榮夢想而驕傲。
面對今日的燦爛時光，
我真的還想再幹40年。
願祖國更加繁榮昌盛，
願神州大地永遠天朗地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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