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小梅：你好，和晶。 我們今天是不是約好在這裡你也要實話實説？
和晶：對。雖然以前在節目裏面我們經常聽別人實話實説，但是，實話實説是一件比較困難的事，我知道。
孫小梅：自從你在《實話實説》欄目出現之後，和晶這個名字在媒體上的出現率一下子就升高了。據我所知，你好像是從新疆來的？
和晶：我生在新疆巴楚，就是前一段時間地震的地方，在南疆。我在新疆讀了初中、高中。
孫小梅：做主持人是你一直以來的想法，還是偶然的機會？
和晶：偶然。
孫小梅：那跟我們説説吧。
和晶：大學畢業之後我才22歲，那時候很多話劇團體和電視臺不會選擇一個22歲的剛畢業的大學生來做導演，所以我處在一個尷尬的階段，可是那時候我不能等長到30多歲、有著豐富人生閱歷的時候再去做導演，我的時間不能這樣等過去，於是我就主動去找機會。那時上海臺在招考節目主持人，吸引我的不是“主持人”這幾個字，而是中間有編輯、編導，就是希望有主持人、編輯、編導一體化的這樣一種工作。我不是那種在屏幕上很靚麗的人，所以他們就發配我去電臺，電臺可以聽聲音，可能他們覺得我聲音還不錯。所以在電臺做了兩年。兩年之後也是一個特別偶然的機會，我在電視臺的一個節目組裏幫他們寫策劃案，做文字工作，有一次主持人發燒，來不了，製片人看了一眼全組説：也就和晶還年輕，長得像那麼回事，你先頂替她做兩期吧。我是超級替補上去的。
孫小梅：那麼你認為崔永元是一個生性很幽默的人嗎？
和晶：應該是這樣，但這不是他最大的優點，我跟他合作下來，覺得他最大的優點是他的敏感。有的時候幽默並不能給別人帶來笑聲，而敏感可以給人帶來不同的感覺。
孫小梅：你剛才説你家樓下賣報的阿姨問你怎麼去做這個欄目了，現在能不能把這個問題給大家回答一下，你當時是怎麼做這個欄目的？
和晶：因為那時小崔身體不好，我在上海做過三年談話節目，而且在此之前我們都是同事，比較熟悉，所以他們可能認為我能夠快速上手。當時只是救急，給我的消息和確切的任務只是頂兩個月。
孫小梅：所以一開始你不會有什麼心理負擔？
和晶：對，沒有。我覺得我是去做客的，我的壓力是兩個月以後。在和同事的磨合過程中，在節目製作的基本水準中，我可能得到了同行的一些信任，他們覺得我可以繼續做下去，那時候我才開始緊張，開始有壓力。
孫小梅：那你怎麼克服這種壓力呢？
和晶：我沒有辦法克服，我覺得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把我的壓力告訴我的同事。我告訴他們：如果在小崔離開這個節目之前，大家已經有了願望，想讓節目有一些新的東西的話，可能我算是新的之一，但我只是“之一”，我想我們大家應該一起想辦法。
孫小梅：聽説當時你們組不讓你看網上的評論？
和晶：辦公室的同仁是不希望我多看，因為如果你上過網的話，你會知道網絡上的評論和語言都是比較刺激的，他們擔心我受不了那樣的指責。
孫小梅：指責？都是指責嗎？
和晶：對。因為一開始的時候一定是指責很多，大家的那種慣性和對《實話實説》的符號性的認識被打破了，所以很多網友不高興，各種各樣的話都有。一開始他們是想這樣保護我。
孫小梅：在你困惑和有壓力的這段時間，尤其是你壓力最大的時候，你自己認為在當時的節目當中能不能看出你的壓力和困惑？
和晶：有，非常明顯。比如説，我想保持《實話實説》原有的那種風格，它的低調、感性、人文關懷，甚至是崔永元對觀眾的一種關係，我可能都會受一些影響，因為我也是這個節目的觀眾，我也看了節目，看了六年的時間，自然而然會受他的影響。另一方面我又在掙扎，因為我有我的本色，有個性化的東西，我比較直接、比較理性，可能我的問話比較簡潔，不是非常幽默。這兩個東西混合在一起的時候，可能我會比較難受、彆扭，大家也會不習慣。
孫小梅：我們的觀眾好象對談話類節目的主持人的要求是多點幽默和調侃，這對女主持來説難度會比較大。
和晶：我不這麼看。我覺得應該看你是不是一個天性幽默的人，像美國的談話節目主持人溫芙瑞，她就是一個女主持人，但是她可以讓現場笑聲四起，她非常幽默，這當然和他們的文化背景有關係。在中國的女性談話節目主持人中間，我很少看到非常幽默的人，不是因為女人不該幽默，而是因為我們自身沒有這樣的東西，如果有的話，它一定是好的元素。
孫小梅：現在是你理想的工作狀態嗎？
和晶：我常常覺得我們要的東西要比想的東西多得多。我特別想做一個從容的，寬廣的，做事情都遊刃有餘的人，但是我現在做節目做得很辛苦，一點都不遊刃有餘，因為這裡的要求很高，也很細緻，讓我覺得我性格中的東西會成為節目主持中的障礙。就像我前面講得主持的技巧，職業化的東西在談話現場變得不重要，人本性的東西，比如敏感、感覺，你和人相處時體態的關係，你對他的關照，你在語言中辨析真偽的智慧，在談話現場就變得特別重要了。
孫小梅：我們在《實話實説》節目裏看到和晶在主持節目的時候，問題都是非常簡潔，而且像連珠炮似的，一個接一個，那麼我想問一下，在這麼多問題當中，你認為你的提問有原則嗎？
和晶：有，我有我的底限。我希望我的問題不要傷害到嘉賓的自尊心，我希望我的問題能夠讓嘉賓沒有尷尬的坦露實情，所以有的時候有人覺得我的問題問得太直接、太愣、不迂迴；有的時候他們會覺得你怎麼這麼“肉”，半天問不到點上，這可能就是我過於柔軟的時候，我不忍心傷害嘉賓的時候。有一次做自殺危機干預的節目，嘉賓是有過自殺行為的，所以我們把她藏在玻璃幕墻的後面，這時候我的問話就變得謹小慎微，因為一是對她曾有過行為的尊重，還有對她有勇氣來做節目的尊重，但是採訪結束之後，很多人覺得不過癮，他們會説：那你怎麼沒問她為什麼呀？她為什麼有這樣的念頭？她用什麼方法了？人們的好奇心和觀眾的好奇更多的在於細節，他們想知道她當時用的是藥還是煤氣，想知道那一刻她想到了誰，可是我覺得我在現場只能問到這裡了，我好象不忍心再追問下去了。還有出於我對訪談嘉賓的了解，我覺得她坐在玻璃幕墻後邊，就是她不希望今天她身邊的人知道她是誰，所以我沒有辦法把人物關係問出來，比如當初因為什麼事，因為一説這個，自然會有人就聯想到她是誰。這時候就會碰到觀眾不買賬的時候，他們看節目的時候就會覺得我的問題太“肉”，沒有推進。而事實上我經常會矛盾在這樣的一種做法中間，有的時候我覺得我這樣做是忠於我對採訪嘉賓的一種保護，有的時候我覺得我保護了他，卻滿足不了觀眾的一種收看需要，是不是也不夠好，所以這個分寸特別難把握，我也挺困惑的。
孫小梅：你的困惑現在有答案了嗎？
和晶：在節目現場我特別在意嘉賓的感受，但是我的節目要對得起我的觀眾，所以每次遇到這樣的事情的時候，我總在想，我們能不能有別的辦法？比如，我們做點小片花，或者用其它的技術手段，能夠把這些背後的信息在不傷害主人公的情況下帶出來，但是，事實上我覺得我雖然有這樣一個完美的要求和想像，但我能做到的一定是在現場尊重坐在我面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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