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玉淵溯古
央視國際 (2005年04月26日 14:15)
貫穿東西的“玉石之路”,也被稱為“昆山玉路”、“和田玉路”,是與“絲綢之路”相對而提出的,這是早期的溝通中西交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它以新疆和田為中心,向東西兩翼運出和田玉,沿河西走廊或北部大草原向東漸進到達中原地區,向西據説在巴格達也有發現。這條“玉石之路”早于“絲綢之路”數千年。
3000年前的西周時代,新疆輸入的和田玉已經成為周王朝王公大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不論祭祀、各種禮儀,朝見皇帝,都必須用玉,而且有一套完整的規定。經過幾千年的歷史沉澱,中國的玉文化此時已經基本定型。
“絲綢之路”興起後,運往中原內地的玉料絡繹不絕,是絲路貿易的重要內容。和田玉進入中原後,中國玉文化逐漸進入以和田玉為主體的時代,和田玉自此被譽為中國玉的精英,更被儒家賦予它以“德”的內涵,成為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
現在,我們之所以能清楚地看到玉所承載的內涵,要歸功於收藏。其實對於自己喜好之物的收藏,小到螞蟻,大到冬眠的狗熊,可謂都有“收藏”行為。它們的收藏大都屬於維持生計,只有人類的收藏——特別是對於珠寶玉器等的收藏,除了珠寶玉石自身的價值外,更多的還是源於對此類物品精神上的愛好。當然,玉石除了自身價值外,還具有品質堅韌、歷久不變的特性,是此成為歷代收藏家青睞之物。歷代收藏者應該説也是那個時期的富有者,正是由於中國歷史上有那麼多的收藏家,才使我們的珍寶得以一代代傳承下來。不過,中國館藏物品最多的“博物館”並非那些大戶人家,而主要是歷代帝王、達官貴人的陵墓。
我們現在看到的最早的玉,距今已有一萬多年,那是新石器時代人類的收藏品。從新石器時代開始,玉器就有別於當時的石器、陶器等普通的生産和生活用品,備受重視,被當作珍寶加以收藏。
新石器時代 玉器展示(組圖)
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大型墓葬中,都發現有隨葬玉器。紅山文化玉器形制多樣,磨制精美,墓中置放有序,鉤雲形佩和筒形器主要置於屍骨的胸部或頭部,環主要置於腕部,鳥形飾都有可穿綴的小孔,它們不是專為殉葬製作的,而應是墓主生前使用並收藏的寶玉和裝飾品。在浙江余杭良渚文化墓地的11座墓葬中,出土玉器1100余件(組),單件計數達3200余件,其中部分可能是專為殉葬製作,但絕大多數是墓主生前使用和收藏的。為了讓死者在地下過著與生前一樣的生活,將其生前使用的玉器一同入葬,是當時人們對玉器珍愛與收藏意識的一種體現。
商代玉器展示(組圖)
周朝玉器展示(組圖)
到了夏商周時期,貴族階層已注意收藏當時製作和使用的玉器,對前代流傳下來的玉器更為珍視。
西周玉器在繼承殷商玉器雙線勾勒技藝的同時又獨創一面,粗線或細陰線鏤刻的琢玉技藝在鳥形玉刀和獸面紋玉飾上大放異彩。但從總體上看,西周玉器沒有商代玉器活潑多樣,而顯得有點呆板,過於規矩。這與西周嚴格的宗法、禮俗制度也不無關係。
紅山文化是新石器時代晚期北方的制玉中心,玉器流傳的時間久,地域廣。內蒙古敖漢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中就曾出土多件紅山文化玉器,如璧、鉤雲形器、鉤形器、筒形器等,都是紅山文化常見的器型,是墓主人生前收藏紅山文化玉器的例證。
春秋戰國玉器展示(組圖)
春秋戰國至漢代,玉器收藏的規模較商周時期有很大進展。1986年,江蘇吳縣發現了一個玉器窖藏,出土玉器204件,佔出土遺物總數的50.7%。其器型種類主要為璧、環、璜等禮器和虎形佩、鳥形佩、珠等各種形狀的裝飾品,除了時作玉器,其中6件可能是吳王夫差收藏的良渚文化玉器。
春秋戰國時期,和田玉大量輸入中原,王室諸侯競相選用和田玉,故宮珍藏的勾連紋玉燈,是標準的和田玉。能體現時代精神的是大量龍、鳳、虎形玉佩,造型多呈富有動態美的S形,具有濃厚的中國氣派和民族特色。飾紋出現了隱起的谷紋,附以鏤空技法,並施以單陰線勾連紋或雙勾陰線葉紋,飽和而又和諧。此時儒生們把禮學與和田玉結合起來研究,用和田玉來體現禮學思想。
1976年,河北平山縣戰國中山國王及陪葬墓出土玉器800余件,其中除了戰國風格的玉器,還有西周和春秋時期的玉器。一些玉器上有墨書文字“集玉”、“集它玉”,表明這些玉器是中山國王長期收藏的珍物。
“藏之名山,束之高閣”,我們現在總是把它用來形容好東西得不到運用,這兩句話的原意本是指一種收藏行為,特別是“束之高閣”,屬於收藏家們典型的收藏行為。只可惜人之壽命有限,儘管能傳承幾代,怎奈世事變幻,人心難測,五千年的中華文明歷史,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時間屬於動蕩不安的歲月,個人的收藏品往往持續不到百年,就落個物易其主,真偽難辨,我們現在所見的玉石之類寶物,應該説個個都有一段飽經動蕩變遷的血淚史。
1983年,廣州象崗山發現了西漢南越王墓,出土玉器達兩百多件。這批玉器可謂有了一個好結果,由於該墓保存完好,沒有受到盜墓者嚴重破壞,出土的玉器免除了輾轉民間、顛沛流離的命運。墓室西側北墻根存放的一個漆盒裏盛放有43件玉劍飾,每件劍飾表面都粘附硃砂和朱絹,估計隨葬時是以朱絹逐件包裹後放入漆盒的。這批玉劍飾的玉質、雕工均屬上乘,且其中僅有少數有使用痕跡,從其出土狀況來看,毫無疑問是南越王的收藏品。
在中國玉器工藝史上,長達三個半世紀的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漢唐玉雕間一個低潮,玉器的生産和收藏曾一度處於低谷。這一時期的出土玉器極少,而且都具漢代遺韻,有所創新者,惟有玉杯和玉盞,與當時風靡一時的佛教美術和陵墓石刻藝術極不相稱。究其原委,當時的人對玉石的愛好絕不低於古人,但魏晉時期有一個極其不良的風氣——除了人人崇尚清談外,還都想成為神仙,玉石不幸被列為首選的仙丹靈藥,其結果就是人人得而食之。在神仙思想和道教煉丹術的影響下,覓玉、吃玉達到了瘋狂的程度。“玉亦仙藥,但難得耳。”“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
秦、漢玉器展示(組圖)
早期玉器的美術價值和禮儀觀念,這時消失殆盡。在當時,古玉更是玉中上品,誰能得到一件古玉,定欣喜若狂,碎而食之。今人雖然不知道那些人吃玉的感受,但其中滋味恐怕絕不會好于食用“觀音土”吧。對於吃“觀音土”的記載倒是有不少,那是由於災荒和饑餓,人們吃不到糧食,就從地裏挖出麵粉似的觀音土,放水裏煮煮當糧食吃。吃了觀音土的人,一個個腹脹、渾身水腫,最後多腹痛而死。想來吃玉的那些達官貴人、文人清客,其感受和吃觀音土不會有太大區別,可奇怪的是,那時的人竟如此頑固不化,繼續食玉不止,以致造成了中國玉文化的斷檔。可以想見,那時候,曾有多少稀世珍寶,被這些愚人毀壞、吃掉。這也許是玉石崇拜中惟一的一個負面效應。
漢代玉器繼承戰國玉雕的精華,繼續有所發展,並奠定了中國玉文化的基本格局。漢代玉器可分為禮玉、葬玉、飾玉、陳設玉四大類,最能體現漢代玉器特色和雕琢工藝水平的,是葬玉和陳設玉。
為祈求屍體不朽而製造的葬玉,有玉衣、丸竅塞、玉琀和握玉四種。玉衣因死者身份、官銜高低有別,又有金、銀、銅縷之分。九竅塞是填塞或遮蓋死者的耳、目、口、鼻、肛門和生殖器九個竅孔之用的,目的是防止人體內的“精氣”由九竅逸出,以達屍骨不腐。漢代葬玉很多,但工藝水平不高。反映漢代玉器工藝水平的是陳設玉。這些寫實主義的陳設玉有玉奔馬、玉熊、玉鷹、玉辟邪等,多為圓雕或高浮雕作品,凝聚著漢代渾厚豪放的藝術風格。漢皇室裝飾玉有衰落的趨勢,多見小型的心形玉佩、玉剛卯、玉觹(音同希)等。近年,偏居嶺南的漢代南越王國出土大批裝飾玉,以龍虎井體玉帶鉤、鏤空龍鳳紋玉套環最為精美,堪稱稀世珍寶。漢代玉器飾紋除沿用戰國的勾連谷紋外,還大量使用饕餮紋和螭虎紋。東漢時,陰線刻紋又復蘇盛行,繪畫趣味有所加強。
隋唐五代玉器展示(組圖)
隋唐時期,玉石文化逐漸復興。在陜西唐永泰公主墓出土的十件玉器中,有七件是唐代玉佩的配件,另外三件一件為戰國晚期至西漢的谷紋玉珩,一件為東漢時期的鏤雕螭紋出廓璧殘件,一件為魏晉時期的走獸遊魚佩。可見此期的玉器收藏仍是以時作玉為大宗,新舊並蓄。
唐代玉器數量雖不多,但所見玉器件件都是珍品,碾琢工藝極佳。唐代玉匠從繪畫、雕塑及西域藝術中汲取藝術營養,琢磨出具有盛唐風格的玉器。八瓣花紋玉杯,獸首形瑪瑙杯,既是唐代玉雕藝術的真實寫照,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實物見證。
公元960至1234年的274年間,是中國歷史上宋、遼、金的對峙分裂時期。宋代承五代大亂之餘,雖不是一個強盛的王朝,而在中國文化史上卻是一個重要時期。宋、遼、金既互相撻伐又互通貿易,經濟、文化交往十分密切,玉器藝術共同繁榮。宋徽宗趙佶的嗜玉成癮,金石學的興起,工筆繪畫的發展,城市經濟的繁榮,寫實主義和世俗化的傾向,都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了宋、遼、金玉器的空前發展。宋、遼、金時期,裝飾玉佔重要地位,“禮”性大減,“玩”味大增,玉器更接近現實生活。南宋的玉荷葉杯,北宋的花形鏤雕玉佩,女真、契丹的“春水玉”、“秋山玉”,是代表這一時期琢玉水平的佳作。
宋、遼、金玉器展示(組圖)
到北宋,以古器物和碑刻為研究對象的金石學逐漸産生。金石學的興起極大地提高了人們鑒賞和收藏古代器物的興趣,古代玉器與三代青銅器一起成為文玩“古董”。皇帝是當時最大的玉器收藏家,宮廷宗正寺玉牒所、文思院上界和修內司玉作碾磨的玉器,以及地方屬國、州郡進貢的玉器,是其玉器收藏的主要來源,出産和田美玉的于闐國就時常向宋室進貢玉器。
在皇帝的倡導和金石學研究風氣的影響下,文人士族階層亦收藏古玉,並對其進行考證研究,收藏玉器成為上層社會的一種時尚。
遼、金、元用玉制度追倣宋朝。在遼寧朝陽北塔遼代地宮出土的玉器中,除了玉龍、玉飛天、玉鵝、玉雁等遼代玉器,還有玉斧、玉玦、玉璧等新石器時代和商周時期的玉器。
元朝玉器展示(組圖)
元代玉器承延宋、金時期的藝術風格,採取起突手法,其典型器物是瀆山大玉海,隨形施藝,海神獸暢遊于驚濤駭浪之中,頗具元人雄健豪邁之氣魄。
明朝玉器展示(組圖)
明代是中國玉器史上相當繁榮的時期。考古和文獻資料顯示,明代玉器生産和使用規模均勝宋、元,玉器收藏更是空前興盛,明萬曆皇帝的定陵曾出土大批玉器,除了冠服用的玉帶、玉帶鉤、玉佩、玉圭、壺、爵、盂、碗等玉器皿之外,還有耳環等大量玉首飾;山東、江西曾發現50位明代藩王墓葬,一次就出土玉器2000余件。明朝奸相嚴嵩被抄家時,共搜出857件裝飾、陳設、實用玉器,玉帶202條。被查抄出來的玉帶如今早已不知去向,但有一點可以認定,這些玉帶的玉料都是和田玉。
明中後期,商品經濟日趨發達,城市裏有出售古玩玉器的古董店、集市,還有流動的商販。玉器收藏者大增,已不局限于帝王、仕宦、文人,一些商人、市民、工匠、僧侶甚至奴僕也都加入了收藏愛好者的行列,玉器市場出現供不應求的現象。於是,一些商人找人倣做古玉,以假充真,在市場上出售,牟取暴利,偽古玉應運而生。明末收藏家高濂在《燕閒清賞箋 論古玉器》中記載:“近日,吳中工巧,模擬漢宋螭玦鉤環,用蒼黃、雜色、邊皮、蔥玉或帶淡墨色玉,如式琢成,偽亂古制,每得高值。”從此,偽古玉一直在玉器收藏史上佔據一席之地。
清朝玉器展示(組圖)
清代玉器生産以乾隆24年(1759年)至嘉慶18年(1803年)為鼎盛時期。乾隆皇帝愛玉成癖,耗費了大量的人力和財力於玉器生産和收藏,藏品頗豐。今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上萬件玉器中,多半都是乾隆時期收藏的。
乾隆尤其喜愛“三代”古玉,親自組織收集,並鑒別定級,對其中佳品題詩咏讚,命工匠鐫刻在一些玉器上。乾隆禦題的約800首咏玉詩中,有60余首是咏誦周朝或漢代玉璧的。
乾隆還是玉器的最大“造假者”。據養心殿造辦處記載,乾隆8年(1743年)正月二十七,乾隆帝命造辦處按《考古圖》所載玉辟邪兩件、璊玉馬一件、玄玉驄一件、琥一件、仙人一件之尺寸、各倣做一件;同年十一月初七,命在一件碧玉虎右腿裏刻“十三”,在木座上面刻隸字“宣和玉玩”,底面刻篆字“伯時珍藏”。乾隆皇帝的愛玉、藏玉行為必然帶動全國上下的玉器收藏風氣。後來有名的琉璃廠古玩和廊房二條玉器街均屬乾隆年間形成。
清末至民國時期,中國玉器市場空前繁榮。1860年、1900年外國侵略軍兩次攻進北京,掠奪圓明園和清宮的玉器珍寶;1911年清朝末代皇帝溥儀遜位,將宮中的玉器攜出皇宮,期間流入民間的玉器成為當時中國玉器市場的重要貨源。偽古玉及時作玉器也同時進入市場,對玉器市場的繁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綜合作用下,京城的古董市場玉器買賣火熱,掀起了收藏玉器的熱潮。
清末民初的玉器市場主要有廊房二條玉器街、琉璃廠古玩街、青山居和“鬼市”。廊房二條玉器街位於北京商業繁華區前門大街——大柵欄,不但吸引著國內的達官貴人、富商大賈和珠寶同行,還引來了很多外國商人。
明清時期是中國玉器的鼎盛時期,其玉質之美,琢工之精,器形之豐,作品之多,使用之廣,都是前所未有的。明清皇室都愛玉成風,乾隆皇帝更是不遺餘力地加以提倡,並試圖從理論上為他愛玉如命尋找依據。清代的菊瓣形玉盤、桐蔭仕女圖玉雕,都是皇室用玉。其時民間玉肆十分興隆,蘇州專諸巷是明代的琢玉中心,“良玉雖集京師,工巧則推蘇郡”。
明清玉器千姿百態,茶酒具盛行,倣古玉器層出不窮。爐、薰、瓶、鼎、簋倣古玉器,器型倣三代青銅彝器,而其紋飾則反映了玉匠的見解,工藝更是典型的明清時作。玉器與社會文化生活關係日臻密切,文人在書齋作畫、書寫,往往用玉做洗、注、筆筒、墨床、鎮紙、臂擱等文具,或以玉作陳設裝飾。玉山子是清代新式玉器,大禹治水圖是我國現存最大的玉山子。清代兼蓄西域痕都斯坦玉器的琢玉成就,琢制了一批胎薄如紙,輕巧雋秀的“番作”玉器。明清玉器借鑒繪畫、雕刻、工藝的表現手法,汲取傳統的陽線、陰線、平凸、隱起、起突、鏤空、立體、俏色、燒古等多種琢玉工藝,融會貫通,綜合應用,使其作品達到了爐火純青的藝術境界。
綜上所述,中國玉器收藏的歷史始於新石器時代,商周時期已開始收藏古玉。宋代以前的玉器收藏,都是以時作玉器為大宗,古玉處於次要地位,收藏者主要是帝王和仕宦階層。大約從北宋開始,人們有意識地進行“古董收藏”,古玉雖在收藏的數量上不一定佔多數,但始終是收藏家追逐的目標。清末民國時期,京城的玉器市場火爆,玉器貨源豐富,不但國內的達官文人、富商平民踴躍參與,還吸引了外國人來京購買玉器,達到了中國古玉收藏史上的高峰。
中國玉器經過七千年的持續發展,經過無數能工巧匠的精雕細琢,經過歷代統治者和鑒賞家的使用賞玩,經過禮學家的詮釋美化,最後成為一種具有超自然力的物品,無所不能,無處不用玉,玉成了人生不可缺少的精神寄託。在中國古代藝術寶庫中,自新石器時代綿延七千年經久不衰者,是玉器;與人們生活關係最密切者,也是玉器。玉已經深深融合在中國傳統文化與禮俗之中,充當著特殊的角色,發揮著其他工藝美術品不能替代的作用,並打上了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價值的烙印,蒙上了一層使人難以揭開的神秘面紗。
責編:陳玥 來源:CC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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