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衛生防疫:黃燈紅燈過後是綠燈
央視國際 2003年06月03日 23:40
6月3日上午,記者從國家衛生部了解到,目前衛生部正在協同國家發改委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一項名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醫療救治體系建設規劃”的調查。目前調查的數據已經回傳,正在進行後期的統計整理之中。
據了解,此次調查共涉及全國332個城市,93個縣和上千個鄉衛生院。調查內容主要包括各地急救站和鄉衛生院應付突發事件的應急系統、救助系統,希望能夠了解系統中存在的問題和缺陷。
相信這次調查將給未來我國公共衛生體系的建設提供重要的參考數據。《經濟半小時》記者分別對四川、陜西、浙江等地的農村衛生防疫工作進行了調查。這是記者在陜西千陽縣西溝村拍攝到的鏡頭。
張俊俊是陜西省千陽縣的一個村民。她的丈夫從疫區回來後隔離在村外的一個窯洞裏。她這是去給丈夫送飯。
記者:“他當時有沒有發燒?”
陜西省千陽縣柿溝鄉西溝村村民張俊俊:“沒有。”
記者:“他從啥地方回來的?”
陜西省千陽縣柿溝鄉西溝村村民張俊俊:“天津回來的。”
記者:“他回來以後是到家裏以後才過來的?”
陜西省千陽縣柿溝鄉西溝村村民張俊俊:“沒有,直接回來就走這兒的。”
丈夫吃完飯以後,把飯碗放回塑料袋裏。妻子再用繩子吊上去拿回家。然後在院子裏支起一口鍋。用鹽水煮了消毒。消毒需要開水煮半個小時,張俊俊把裝飯碗的塑料袋兒也一併燒了。丈夫要在窯洞裏隔離21天。期滿後如果復查依然正常,丈夫就可以解除隔離回家了。
目前,很多醫療手段落後的農村地區,還只能在這種簡陋的環境下採取一些簡單的手段來防治非典。好,今天讓我們一起來關注農村的公共衛生體系在非典疫情中所面臨的考驗。
彭州:農村防疫亮黃燈
這次非典疫情中,農村公共衛生體系經受到了最嚴峻的考驗。那麼,非典給農村公共衛生體系帶來了多大壓力?面對突如其來的考驗,農村公共衛生體系又是如何應對的?我們的記者在返鄉農民工比較集中的四川省彭州市進行了調查。
外來務工人員返鄉,是當前農村非典防治工作最大的威脅。據統計,目前已經有800萬外來務工人員從務工地返回了家鄉,其中有一半左右的務工人員是從北京、廣東等非典疫情較為嚴重的地區返鄉的。他們的返鄉,究竟使農村的公共衛生體系承受著多大的壓力?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考驗,農村公共衛生體系究竟又是如何應對的呢?我們的記者在四川省彭州市進行了調查。
從內蒙、山西、北京、河北等非典疫區返鄉的彭州籍務工人員一般都會從離此不遠的德陽火車站下火車,然後再轉乘公共汽車途經彭州市的麻石橋,然後返回彭州,因此這裡也成為彭州市非典防治的第一道關口。
麻石橋檢測點位於彭州市的蒙陽鎮,當地的一把手——鎮黨委書記羅強,幾乎天天都會到這裡來現場辦公。對於這個檢測點的重要性,可能沒有人比他認識得更清楚。
四川省彭州市蒙陽鎮黨委書記羅強:“作為我們農村的這种醫療條件來講,它還不具備治療非典的可能,我們只有做好控制源頭,這樣來堵住非典。”
為了堵住非典,彭州市規定,每一個返鄉人員在進入彭州前都必須測量體溫,而那些來自疫區的返鄉人員,還必須在家隔離14天,隔離期間,杜絕一切社會活動,醫務人員會每天上門為他們測量體溫,並登記備案。此外,為了防止外來人員進村,像這樣的村規民約貼在了每一個進村的路口。截至目前,彭州的返鄉人員已接近5000人,但全市還沒有出現一例非典確診或者疑似病人。彭州似乎是幸運的,但許多人緊繃的心並沒有因此放鬆下來,因為他們無法想象,如果不幸非典出現,會是什麼樣。
彭州市昇平鎮光明村醫務人員蘇佳濤:“以現在村裏面這種條件,根本無法想像如何面對那種情況。”
蘇佳濤,彭州市昇平鎮光明村唯一的一位醫務人員。全村2000多人,平時有頭疼腦熱,總是會到醫務室來找她看看。但在非典時期,她的工作只有一項內容,那就是向村民宣傳防治非典的知識。她告訴記者,如果發現可能的非典病例,上級要求她必須儘快通知彭州市疾病控制中心來處理。
彭州市昇平鎮光明村醫務人員蘇佳濤:“非典的治療和檢測都需要很多的實驗室檢測,我們這兒作為最基層的肯定是達不到這種條件。”
記者:“那麼消毒工作呢?”
彭州市昇平鎮光明村醫務人員蘇佳濤:“消毒工作就是説有懷疑非典病人的消毒還要由(市)疾控中心來(做)。”
記者:“你們為什麼也做不了呢?”
彭州市昇平鎮光明村醫務人員蘇佳濤:“它要空氣消毒等等,這些消毒我們條件也不允許。”
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出於對農村醫療條件的考慮,彭州市規定村衛生室在非典防治方面的任務主要是宣傳,鄉鎮衛生院的任務主要是監測疫區返鄉人員每天的體溫變化。記者發現,儘管有些鄉鎮衛生院設立了發熱門診和隔離區,但是條件依然非常簡陋。
彭州市蒙陽鎮中心醫院院長李光春:“下面就是半污染區了,所以我們只能走到這個地方,如果再下去的話,因為現在的(隔離)服裝只能保證我們醫護人員使用,如果今天你們使用了,然後我們醫護人員就沒有服裝了。很遺憾,所以説拍攝的話,你們只能在這個地方。”
李光春是彭州市蒙陽鎮中心醫院院長,最自豪的事情是他所管理的醫院是彭州條件最好的鄉鎮醫院。但面對非典,他的這種自豪頗受打擊。
彭州市蒙陽鎮中心醫院院長李光春:“我們醫院是我市最好的一家鄉鎮醫院,但是目前不能收治非典病人,是因為缺少呼吸機、除顫儀、血氣分析儀,這些都是抗非典的必要設備。”
但如果面對的不是非典,而是其他的症狀較為複雜的病例,鄉鎮醫院又能在多大程度上進行醫治呢?
彭州市蒙陽鎮中心醫院院長李光春:“現在一般的鄉鎮醫院只能治療頭疼腦熱和一些淺表外傷的疾病,對於內臟、器官和一些心腦血管疾病是無法診斷,更談不上治療,是因為缺乏必要硬體設施和相應的技術力量。”
據了解,醫療設備和專業技術人員,是農村衛生體系一直非常薄弱的兩個環節,這也使得它們在非典防治工作中不得不處於一種邊緣位置。那麼作為彭州市非典防治主力軍的疾病控制中心,它的條件又怎麼樣呢?
四川省彭州市衛生局局長楊光志:“舉個例來説,如果我們彭州市發現一例(非典)疑似病人或者非典病人,那麼我們簡單測算了一下,現在我們需要投入的從醫務人員的防護到醫院的基本設備和藥物的儲備,(收治)一例需要八十萬元到一百萬元左右。”
記者:“這個錢對於你們來説,你們辦得到嗎?”
四川省彭州市衛生局局長楊光志:“我想從我們現在來説還是困難很大,辦不到。”
據楊局長介紹,如果彭州出現了非典的確診或疑似病人,只能送往成都救治。並且,對於是否是非典病人,彭州市疾控中心的實驗室也無法進行分析診斷,而只能把病人的血樣送往成都檢測。長期以來投入太少、醫療設備簡陋、醫護人員素質不高,使得彭州市的疾控中心在非典防治面前,同樣難有大的作為。
四川省彭州市衛生局局長楊光志:“從一定程度上,衛生工作特別是在投入、在人才方面,在基層來説,在西部來説可能還在削弱,所以我們必須現在就要重視這個問題,現在這個非典給我們敲響了一個警鐘。”
據統計,2002年彭州市衛生局為全市28個鄉鎮衛生院下撥的醫療設備購置費僅為15萬元,平均每個鄉鎮只有5000元;目前彭州市市、鄉、村三級醫療衛生機構的在職人員共有2315人,有大專以上學歷的僅350人,佔19%,而沒有正規學歷的則多達645人,佔35%,他們主要是鄉鎮衛生院和村衛生室的醫護人員。如果非典在農村發生,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況,作為衛生局局長的楊光志,同樣不敢想象。
四川省彭州市衛生局局長楊光志:“那就可能是一個災難性的局面,甚至是失控的局面,我非常擔心這個問題。因為我們現在的醫療條件和我們本身的經濟水平,要處理這樣一種(病),我覺得還是非常難的,那肯定就是可能把某個區域圈起來,我想沒有其他辦法。”
在四川的農村,記者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宣傳畫,防治非典,防,他們正在嚴防死守,但是治,可能有心無力。
我國有70%的人口居住在農村,現在絕大多數農村還不具備治療非典的條件,因此防止非典向農村蔓延,目前最根本有效的措施還是預防,切斷病毒感染鏈。那麼,基層衛生防疫站又是在什麼狀況下接受這種考驗的呢?
寶雞:偽劣藥水遇紅燈
陜西寶雞位於隴海鐵路西段,是西北各省進出中原腹地的咽喉,也是防止非典病毒向西北廣大農村擴散的關鍵。那麼,這裡的基層防疫部門是在什麼條件下開展工作的呢?
陜西省寶雞市迄今為止尚未發現一起非典確診病例,但是有一個區級防疫站站長卻在預防非典期間被罷免了職務。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陜西省寶雞市金臺區衛生局局長李佔西:“當時從衛生局這個角度,要求在防疫過程當中,防疫站要儲備足夠量的消毒藥品,就是説平常必須有。他在防非過程當中沒有嚴格按照標準要求進消毒液。”
李局長説,金臺區防疫站常年應該儲備1000公斤以上的消毒液以備不測之用。但今年4月下旬,在防非物資緊缺時期,金臺區防疫站才倉促應戰,購買了1725公斤過氧乙酸消毒液,還是劣質産品。所以區防非辦認為,金臺區防疫站站長賈馬馬是工作失職。但賈馬馬本人有點想不通,由於資金緊張,購買這批消毒液還欠了2萬多元貨款。
陜西省寶雞市金臺區防疫站原站長賈馬馬:“付了第一次貨款,再沒付貨款。”
記者:“第一次付了多錢?”
陜西省寶雞市金臺區防疫站原站長賈馬馬:“第一次付了8010元。”
賈馬馬私下對記者説,用兵一時,首先要養兵千日。而防疫站多年資金投入不足,急用時自然有心無力。這家防疫站一位科長舉了一個例子。
陜西省寶雞市金臺區防疫站檢驗科科長劉玉英:“平常我們這經費太緊張了,像我們那個機凈管,這一次為了做省上的外控樣,一個就32元的,平常就沒有錢買,這一次才就買了這麼一支。”
就這32元的小東西還是區政府撥了用防非典經費以後才買的。以前條件更差。
陜西省寶雞市金臺區防疫站職工薛曉黎:“這是我們的試管塞,這個東西都已經用了十幾年了,買一個新的大概一元多錢。”
金臺區防疫站原站長賈馬馬解釋説,這種狀況實屬無奈。
金臺區防疫站原站長賈馬馬:“我來防疫站這七八年時間一直是這樣。”
記者:“經費有多緊張?”
金臺區防疫站原站長賈馬馬:“經費一年只給人頭基本工資,業務費用包括整個防病費用都要靠自己用執法去掙。”
據介紹,2002年,金臺區防疫站得到財政撥款80萬元僅夠支付人員工資。此外,防疫站靠食品衛生,環境檢測和公共場所防病等有償服務收入了50萬元,也只能勉強維持日常基本工作,無法進行疾病控制有關研究項目,更不可能從容應對突如其來的重大疫情。金臺區防疫站地處寶雞市城區,情況還算較好,千陽縣防疫站地處山區更是捉襟見肘。甚至連職工的工資都要靠有償服務來貼補。
記者:“收費一年能掙多少錢?”
陜西省千陽縣防疫站站長張永豐:“一年就是15萬元左右,基本上全部都貼到工資裏去了。所以也沒有什麼錢搞研究,設備的更新這些無從談起。”
記者:“最新的一台設備是哪年的?”
陜西省千陽縣防疫站站長張永豐:“最新的一台設備是1991年的,其它設備就像那些設備是1968年的、1971年的,大部分都是六十和七十年代的設備。”
張站長説,疫情監測與疾病控制對儀器設備靈敏度要求很高,這些老化設備常常誤事,另外,職工也無法全心投入防病,因為很多精力忙於有償服務來維持工作了。在寶雞市12個區縣,縣鄉兩級防疫機構的辦公經費主要是靠有償服務來獲得。
陜西省寶雞市防疫站站長丁東泉:“70%開展工作所需要經費,70%需要自己有償服務繳到財政返還。”
2002年,寶雞市防疫站全年支出公務業務費832195元,其中執法監督和有償服務收入619000元,佔辦公經費74.38%。站長説,辦公經費靠執法和服務獲得會顧此失彼耽誤了預防疾病這個主業。他認為非典疫情對公共衛生體系提了個醒。並對記者算了這樣一筆賬。
陜西省寶雞市防疫站站長丁東泉:“有專家以前估算過,就是投入1可以産出126,就是1:126,預防投入1就可以産出126。”
丁站長説,在預防上投入一元錢就可以在看病上少花126元,所以公共衛生體系亟待高度重視。
投入不足讓很多農村地區難以建立起真正高效的公共衛生系統。為了提高農村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最近宣佈,今後每年財政新增用於衛生事業發展的經費將主要拿來發展農村衛生系統。而一些經濟發達地區,因為具備完善的農村公共衛生系統,已經在這輪非典疫情中,嘗到了甜頭。
浙江溫州位於東部沿海地區,經濟非常發達。早在1997年,溫州就在全市300多個鄉鎮設立了專門的防保站,加強農村的公共衛生體系。那麼,溫州的農村公共衛生體系在這次“非典”疫情中表現如何?
朱彥平是溫州樂清市柳市鎮防保站站長,整個柳市鎮2000多名疫區返鄉人員的體檢、消毒等防疫任務都是由防保站來完成的。他告訴記者,雖然4月中下旬非典已經開始在全國蔓延,但是當4月底、5月初溫州出現疫區人員返鄉的高峰時,防保站還是顯得有些手忙腳亂,導致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是經費不足。
溫州樂清市柳市鎮防保站站長朱岩平:“經費一個人給我們1.8萬元,一年1.8萬元,包括所有的費用都在裏面。”
記者:“憑你們的辦公經費,你們能夠承擔這麼重的防疫任務嗎?”
溫州樂清市柳市鎮防保站站長朱岩平:“那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
由於經費不足,面對非典,防保站無法開展有效的工作。對此,樂清市非典防治工作指揮部綜合協調組組長王守根感受頗深。
樂清市非典防治工作指揮部綜合協調組組長王守根:“對突發傳染病這一塊應該説有所忽視,在體系的建立、在人員的配備、在技術力量、資金方面的投入我認為都遠遠不夠。通過這次非典以後,在防保經費的投入這一塊,我們配了車、配了傳真機、還有配了許多必須的一些裝備。”
樂清市去年的財政收入是18.33億元,但是去年的防保經費投入只有486萬元,只佔全縣財政收入的0.26%。為了讓包括鄉鎮防保站在內的各級醫療衛生機構能夠迅速應對突然到來的非典防治任務,僅樂清市財政就拿出了400多萬元,幾乎相當於以前一年的防保投入,如果加上鄉鎮財政的投入還遠遠不止這個數字。在柳市鎮防保站,記者看到庫房裏堆滿了上級統一配發的消毒水和隔離衣,朱岩平告訴記者,4月底以來僅一個月的時間縣鄉兩級財政投入到防保站的預防非典費用就達到了10萬元。有了財力上的保證,朱岩平了信心。
溫州樂清市柳市鎮防保站站長朱岩平:“有信心打贏這場阻擊戰。”
和鄉鎮防保站一樣,面對來勢洶洶的非典,溫州的鄉鎮衛生院也措手不及,甌海區郭溪鄉衛生院雖然是一個定點的發熱門診,但是記者注意到這個發熱門診和其他門診都連在一起。沒有達到衛生部規定的發熱門診要與其他門診分開的要求。
溫州市甌海區郭溪鎮衛生院副院長周劍晃:“現在的發燒門診還是跟(其它門診)混在一起的,因為我們現在房子沒搞的話不可能把房間騰出來,就一棟房子,那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在二樓記者看到所謂的隔離區也僅僅是拉了一根繩子。
溫州市甌海區郭溪鎮衛生院副院長周劍晃:“他説要搞嘛,我們就繩子攔一下,其它的也沒辦法,鐵門拉起來又不可以。”
為此,郭溪鄉衛生院正在興建一個完全獨立的發熱門診,再有一個星期就可以投入使用。估計建設經費需要3萬元。
溫州市甌海區郭溪鎮衛生院副院長周劍晃:“2幾天就投入使用。”
根據國務院和衛生部的要求,縣級醫院要具備收治非典病人的條件,記者在樂清市人民醫院看到,這裡的發熱門診基本上自成體系。
根據衛生部和衛生廳的要求,5月初他們首先在把原來的急診病室隔離起來,單獨成一個科室,發熱門診全部在這邊在這裡用藥、檢查、輸液、拍片。為了讓這家醫院具備收治非典病人的條件,樂清市已經投入了100萬元用於門診改造和購買移動X光機等專用設備。但是記者了解到這家醫院收治病人的能力仍然很有限。
記者:“你們這裡最多大概能接收多少非典病人?”
樂清市人民醫院主管護師陳慧萍:“能接受20個病人在這裡治療,我們每一個房間可以收一個病人,一個房間一個單獨病人,有20個病房。”
雖然目前只住了4個留觀病人,但是20個非典病人的收治能力對於擁有100多萬人口的樂清來説顯然是不夠的。為此,樂清投入200萬元正在興建一個2000平方米的新病區,計劃6月15號建成投入使用。為了加快進度,非典指揮部正在組織有關部門現場辦公。
樂清市非典防治工作指揮部綜合協調組組長王守根:“先上車後買票,特事特辦。”
在溫州市衛生局,記者了解到為防治非典溫州市縣兩級財政已經投入了一億元,同時他們還制定了一系列加強基層公共衛生體系建設的方案,具體內容包括增加人員的編制、招聘人才,添置必須的醫療設備等,以應對下一步抗擊非典的持久戰。
溫州市衛生局副局長谷獻旦:“市政府表態明確,抗非典需要的、公共衛生需要的、一律開綠燈。”
儘管目前溫州市唯一的疑似病例5月21日已經被排除,但是溫州並沒有因此放鬆警惕,公共衛生的許多歷史欠帳正在被補上。非典疫情使得農村建立公共衛生體系顯得前所未有的緊迫,那麼,應該如何看待我國農村公共衛生體系的現狀呢?我們的記者採訪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秘書長溫鐵軍博士。
記者:“在我們很多人的心目當中,浙江的樂清是一個非常富足的地方,但是它那裏的醫療防疫部門和西部一樣,就是面臨著一個字‘錢’,也是缺錢,經費不足,只能維持人員的工資,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呢?”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秘書長溫鐵軍:“農村基層市、縣、鄉、村四級公共衛生防疫系統投入不足,所以儘管樂清是個發達地區。但是我們知道越是發達地區它其實越是把主要的精力用於追求GDP增長。那你這個公共衛生防疫部門其實它平時和增長並沒有直接相關,所以得不到重視或者得不到一定的財政支持。剛才我還看到陜西有一個衛生防疫站的站長他説了一句話,我覺得他挺難的。他就説他們站的辦公費用的70%左右是要靠創收來解決的。”
記者:“你聽了他這句話你怎麼看?”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秘書長溫鐵軍:“創收成為他一個主要業務了,否則他們根本沒法養活自己的人,防疫部門他們自己有一句話説得非常清楚,叫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他平時應該是被養的,就跟比如説你防火部門,沒有火災的時候,你可不是就是訓練或者你就是被養的部門嗎?如果財政沒有足夠的這种經費來養,那當然他只能去自己創收,所以我説這個現象其實不奇怪,只要我們沒有足夠的公共開支來支撐這些在緊急事件發生的時候才需要的部門,那他平時只能去創收了。但是接下來,我可能要補充一下這樣的問題是非常有害的。如果一個公共部門依靠自己的權利去創收了,那不等於把權利市場化了嗎,要這樣搞下去的話,那真正當要用這個公共部門為公共服務的時候,他也會習慣地按照自己權利市場化那個方式去運作,那將才真是一場災難。”
記者:“這個站長還説如果你在防疫的時候投入一元錢,那麼就可以少花126元錢去治病。你怎麼看這句話呢?”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秘書長溫鐵軍:“過去長期過來人們一直是堅持預防為主,把這四個字一直是寫在公共衛生部門的重要的方針中間,它是我們的方向,但是因為在實際投入上或者説實際工作中它不到位,所以客觀上沒有做到。另外一個方面就是治療這方面,其實是越來越大地在增長。在80年代中期,人們用於衛生的開支,就是用於治病的開支,大概也就是幾百億元,到去年其實已經達到了7000多個億。那麼確實是防疫這方面的投入相對來講可能少了或者不足。而另外一方面,人們用於治病的消費就大量地增加,因此使得整個公共衛生系統發生了重大變化,就是我們的衛生部門很難再把它叫做一個為公共衛生而設立的部門,它變成一個什麼呢?醫院部、看病部,就變成這樣了。而越是這樣越導致有限的財力投入到治療的部門。”
記者:“對,我們也看到像溫州市的市縣兩級財政就緊急地撥出了一億元用於非典防治和公共衛生體系的建設,並不是説現在財政增加了投入,或者比如像咱們剛才從節目裏看到的樂清拿出多少萬投入去建立醫院。其實我擔心的恰恰是這個方面,單純給哪一個部門投資建個醫院頂多大概也就是圈一塊地,然後蓋個樓房,最後就不了了之了。所以我擔心的就是把這件事情就當成一件事情來看待,而沒有把它當成整個農村公共投入嚴重不足來看待。所以我説這次從十六大以來,我覺得黨中央國務院對於農村問題的高度重視,在SARS危機發生之後得到了一個比較充分的體現,希望這樣一種對農村公共投入不足的問題的重視進一步得到落實。”(《經濟半小時》記者張凱華、孟慶海、孫菁、劉煜晨、王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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