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一位老師 (朱牧生 譚玲彬)

央視國際 2004年08月11日 13:57

　　懷念一位老師

　　再過幾天，就是我們楊裕生老師遇難兩週年的忌辰了。先生是在退休後的一個早晨外出散步，在武昌大東門附近的鐵路上，不幸遇車禍身亡，終年七十五歲。噩耗傳來時，我正忙於教學工作，未能赴武漢與先生的遺體告別，只有電請同學代我們夫婦送去一個花圈，以資祭奠。兩年來，總是耿耿於懷，心中愧歉難安，先生生前的音容笑貌歷歷在目記憶猶新，先生的種種教誨，常常縈繞心頭，我早想寫點關於先生教學風範，關愛學生的點點滴滴，以寄託我綿綿不盡的哀思。

　　楊裕生先生是我們夫婦四十年前的高中物理課老師，是高中一年級的班主任，教了我們三年物理課。既不是什麼名人，也沒有留下傳世之作，他只是華師大一附中老一輩的教師中的一員。他體態修長，頭髮平順，戴一付度數極深的近視眼鏡，常年穿一套半舊但筆挺的中山裝，溫文爾雅，説話不急不慢，平易近人。

　　在我記憶中，進入高中的第一次集體活動是參加學校的元旦文藝演出，我們班頗具文藝天才的李熙和（現在漢陽文化館工作）等同學以《紅岩》中的英雄人物許雲峰為素材，改編成話劇《在烈火中永生》，由孫旭同學擔任主演，一部分同學參加演出排練，另一部分同學群策群力；有的借道具，有的借服裝，有的借燈光設備…….各負其責，熱火朝天。楊老師從外單位借來當時還極難看到的大型錄放機。我的任務是和彭力平、樊正義同學負責舞臺上的燈光調控。那時我們根本不懂線路的安裝，全靠先生手把手地教會我們接線，安裝開關，變壓器等。結果演出大為成功，被評為一等獎，贏得全校師生的一致好評。通過這次活動，激發了同學學習物理的興趣。

　　楊老師講課，最大的特點是用實驗引入新課，每節課都通過演示得到定理的結論，然後一邊講述，一邊在黑板上板書相關內容…….

　　有實踐、有理論、有解釋、有重點、深入淺出，詳盡易懂，便於記憶。

　　先生知識淵博，有條不紊地講述，贏得同學發自內心的愛戴。先生還特別注意學生動手能力的培養：他的另一個辦公室設在離教學樓不遠的校辦工廠內，走進先生的辦公室，就看到電阻、電容、漆包線、變壓器、電線、喇叭、車床、刨床、各種電器修理工具以及各類待修電器等，琳瑯滿目，應有盡有。同學隨時可到那裏進行操作和實驗。學校的老電工一提起楊老師，就佩服地豎起大拇指説：“你們的楊老師，真是不簡單，我遠不如他！”在高一下學期，全班很多同學已經能自己動手安裝礦石收音機了。到高中二年級，部分同學已學會安裝五管、六管（電子管）收音機了。那時，大部分同學家庭都很貧困，每月僅八元生活費，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同學節衣縮食，在廢舊回收站選購一些能裝收音機的零部件。記得在高二年級時，我在胭脂路的廢品回收站用一元五角買得一個擴音機的外殼和部分零件，在楊老師的指導下，和彭力平同學的協助下，用每月添置一點零件的辦法，終於裝好了一台六燈的交流收音機。1964年春節前夕，我攜機回到故鄉，全家老老少少團團圍坐在收音機旁收聽中央廣播電臺的文藝節目，使沉寂的家庭，增添了不少節日的喜慶氣氛。可惜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誣為收發報機，而予以沒收。我在中學時代的一點小小的紀念品，也就有去無回了。

　　高中畢業後，我們雖然無緣從事物理專業方面的研究工作，但在家庭生活中，無論是安燈、走線，還是一些家用電器的小毛病，都能自己動手整修。這全得益於當年楊老師教誨之力也。

　　先生不僅是知識的傳授者，更不易的是對學生生活的關心和思想的關愛。在那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六十年代，學生生活是艱苦的。那時，我們十六、七歲，正是長身體的時候，華師大一附中是省重點高中，每月有三十六斤糧食的供應，但由於缺少副食品，佐餐中缺少葷油，學生每天上頓不接下頓，無不饑腸轆轆。每天早餐，全班四十多人，一桶稀飯，八人一桌，一碟腐乳四小快…….吃到最後的總是幾個男生，並不是他們吃得慢，其實是等大家吃完後，刮去桶底殘留的稀飯，也許能得到半勺或一勺稀粥，這是我們極大的滿足了。當時，楊老師家住在學校，家中有楊師母和兩個未成年的孩子，先生家的糧食狀況緊張是可想而知的，可是，每逢星期天中午，或晚上，楊老師常在他的校辦工廠的辦公室裏煮上一鍋稀飯，叫我們幾個外地住校生到他那兒加餐。在那個年代，先生為學生解衣推食的人格，使我終身難忘。

　　1965年高考，由於貫徹“階級路線”，班上五類分子子女或親友中有問題的子女，大都名落孫山。我們選擇了離開武漢，到邊疆去“脫胎換骨”改造自己。臨行與老師告別，老師並無送別的豪言壯語，只是像慈父般的叮囑我們：“新疆天氣寒冷，要多注意自己的身體，早晚注意添加衣服，作好吃苦的準備…….”進疆後，每天十二個小時的勞動，零下三十度還在田間勞作，幹著沉重的工作，給老師的信中免不了抱怨幾句，給我記憶最深的是老師復信中引孟子的話：“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密密麻麻寫了四頁紙，鼓勵我們儘快適應環境，克服困難。多年來，每當我處境坎坷之際，老師的諄諄教誨，警醒于耳際，使我能夠戰勝一個又一個的困難。

　　我在1980年南歸之後，境況一直不順，先是為取得文憑讀書，後是拉扯孩子，幾個老人先後病去，生活十分窘迫。每年只在電、信中問候先生。待到1997年情況有所好轉，想接老師來宜昌小住，看看三峽大壩及其周邊風光，老師總以眼睛不好、行動不便相推辭，我想大約是老師不願給我們增添任何負擔，惟恐我們破費的緣故。前年，我們已決心用車去接他老人家來宜昌，不料老師因車禍身亡，讓我們抱憾終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