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柳傳志、張維迎——中國企業發展之路

央視國際 2003年12月26日 09:18

　　主講人簡介：

　　厲以寧介紹：

　　厲以寧是享譽海內外的著名經濟學家，對於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作出重要貢獻。厲以寧教授在對中國以及其他許多國經濟運行的實踐進行比較研究的基礎上，發展了非均衡經濟理論，並運用這一理論解釋了中國的經濟運行。他的理論與政策主張促進了中國經濟改革與經濟發展。可以説，他的理論與政策主張對中國經濟改革與經濟發展産生了積極而又重要的影響。

　　厲以寧 經濟學家

　　1930年11月22日出生於中國江蘇省1955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經濟係

　　1985-1992年任北京大學經濟管理系系主任

　　1993-1994年任北京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

　　1994年至今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

　　已出版著作50余部，發表論文100余篇1990年後主要著作有：《非均衡的中國經濟》

　　《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

　　《中國經濟改革與股份制》

　　《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

　　《經濟學的倫理問題》等

　　柳傳志介紹：

　　聯想集團董事局主席-柳傳志在二十年的企業管理生涯中，創造性地提出了聯想"貿工技"的發展道路，總結出"管理三要素"、"培養領軍人物"等一系列重要的管理思想。這些理論對於聯想從早期的"大船結構"發展為艦隊結構，並逐步成為一間國際化的大型企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柳傳志 江蘇鎮江人

　　1967年畢業于西安軍事電訊工程學院.

　　1984年任聯想集團總裁。

　　1995年被評為全國勞動模範，

　　1997年當選為全國工商聯副主席，

　　1998年當選九屆全國人大代表，

　　2000年1月被《財富》雜誌評選為"亞洲最佳商業人士"，

　　2000年6月被《商業週刊》評選為"亞洲之星"。CCTV2000中國經濟年度風雲人物

　　張維迎介紹

　　張維迎是國內最早提出並系統論證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的學者。他的企業理論及有關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研究成果在國內外學術界、中國政府有關部門和企業界有廣泛影響，被公認為中國經濟學界企業理論的權威。

　　1959年生於陜西省吳堡縣，

　　1982年獲西北大學經濟係學士學位，

　　1984年獲碩士學位，1990年9月入牛津大學讀書，

　　1992年獲經濟學碩士學位

　　1994年獲博士學位 1994年8月回國到北京大學工作，

　　現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經濟學教授，

　　北京大學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長

　　主要著作有《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企業理論與中國企業改革》。

　　內容簡介：

　　説起國有企業，大家很容易和“大鍋飯”、“鐵飯碗”這些詞彙聯絡起來，當年擁有一份鐵飯碗的工作成為人們的榮耀，在當時計劃經濟條件下，國企如同保險箱，人們無須為國企的命運而擔憂。

　　在市場經濟發展潮流的衝擊下，當年計劃經濟下的傳統國企經營方式已難以跟上時代的步伐，部分國有企業舉步為艱，國字招牌受到市場經濟的嚴峻挑戰。新的形勢迫切要求將國有企業改革提上議事日程。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建立“産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為國有企業改革指明了方向。

　　國企改革的推進，為企業競爭提供了一個廣闊的平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間競爭如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適者生存是企業競爭不變的法則。

　　擁有了人才、資金和市場，企業就可以高枕無憂了嗎？具備了高科技、新觀念和科學的管理方式，企業就永遠處於不敗的境地嗎？

　　新公有制經濟究竟新在哪？

　　困擾著中國企業發展的關鍵問題究竟是什麼？

　　又是什麼決定著企業的退出？

　　中國企業如何尋求出路？三位經濟界領軍人物做客《百家講壇》，與您共話《中國企業發展之路》，12月25日播出，敬請關注。

　　《中國企業發展之路》 （全文）

　　厲以寧：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跟市場經濟體制，都是建立在公有制基本之上的，計劃經濟體制是跟傳統的公有制相適應的。傳統的公有制包括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可那個國有制是政企不分的，投資主體不明確的，而那個集體所有制，是虛有其名的。因為集體究竟是誰呀？落實到誰身上？誰也講不清楚的。

　　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就提出個問題了，那就是説市場經濟體制必須跟新的公有制相適應。那什麼是新的公有制？新的公有制現在看至少有四種形式。一種形式就是經過改制的國家獨資企業，經過改制的國家獨資企業是政企分開了，包括國家一個投資主體或者國有的幾個投資主體所組成的，但是這只在少數特殊部門、少數企業中。第二種形式是大量存在的，就是混合所有制企業。混合所有制企業，其中是通過國有資産的重組，有國家投資的在裏面，但是也有非國家投資在裏面，共同組成的混合所有制企業，這將來是新公有制的，一種大量存在的形式。第三種形式是什麼呢？第三種形式，就是公共持股的所有制形式，也就是公共所有制的形式，或者叫公眾所有制的形式，包括今天以各種形式通過股份制合作制上市，也包括那些家族企業經過改制以後産權開放了，來成為一個公眾持股的企業，這種企業將來也是大量存在的，也是新公有制企業。除了以上三種還有第四種形式，第四種形式就是通過捐獻而成立的公益性基金，公益基金所辦的企業，因為它不是政府投資，所以不能屬於第一種形式，它也沒有政府投資在內政府參股，所以不屬於混合經濟性質，它也不是公眾集股所組成的，所以也不屬於第三種形式。但是它一旦捐獻出來以後，成立了公共基金以後，它將成為一種新的公有制形式，隨著我們經濟的發展，這類基金將會越來越多。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談這樣一個問題，因為這裡我們看到是非常清楚的，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適應的是新的公有制形式。

　　我在國外考察的時候，經常聽一些國外的朋友在講，中國的國有資産重組，無非是進行私有化嘛，中國正在進行私有化。錯了，我對他們説，你們不了解中國的國情，中國不是在進行私有化，中國在進行新公有化，只要你這個個人企業，家族企業規模擴大以後，你就必定要産權開放，公開招股，持股成為上市公司，這就成為了公共所有制的形式。所以説在政協討論的時候，有同志認為，咱們索性把民營經濟定名為私營經濟，為什麼呢？因為過去之所以定名為民營經濟，是因為這些私營老闆有顧慮。現在“十六大”開了，你們的顧慮就不必要了，所以這樣的話，索性正名為私營經濟。但有人就不同意了，説那個體戶放哪兒去呢？個體戶它也不是私營經濟還是有區別的，還有另外一種説法，就索性咱們按照現在已經慣用的説法，應該成為非公有制企業定為非公有制企業，那就要問了，混合經濟所有制能放進去嗎？因為混合經濟所有制其中有國家的投資呀，你不能説這是非公有的吧，還有完全是公共持股所佔有的企業呢，公共持股佔有企業實際上是一種新的集體所有制，你能夠説它是非公有的嗎？所以我在會上做了一個發言，在民營經濟專題會議上講，先別忙正名，民營經濟就是民營經濟，含糊有含糊的好處，太精確反而就不準確了。為什麼？我們要動態看問題，民營經濟其中包括了家族私有的這樣一些企業，但是它正在變，正在朝什麼方向變，一旦産業開發規模大了以後，就要走向新公有制企業，我們何必這麼著急呢，我們民營經濟已經用了這麼多年了，何必現在就改，一改了以後鐵板就釘釘了，你就私營了，你就是非公有了，我們先不忙定它，發展一段在説。從動態觀點看問題，從整個發展中來看問題。

　　今天為什麼要提出這個問題？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我們知道了，從全世界的經驗來説，一個國家當它人均收入，GDP達到一千美元以後，這將是個重要的關卡。發展中國家可以分兩類：一類發展中國家，比如説像新加坡、像韓國，它過了人均一千美元的關以後，很快由兩千美元、四千美元、八千美元，直線就上去了；但另外一類國家，像拉丁美洲的某些國家，到了一千美元以後，進到一個徘徊不前，總是一兩千美元多點，就來回在這兒轉，上不去了。

　　那原因何在呢？我們説人均一千美元，為什麼是個關口呢？我們從四個方面來分析。

　　第一個方面，人均一千美元以後，勞動力成本就上升了，土地費用就上升了，原來的比較優勢就漸漸淡化了，於是外商就不到你這裡來了，就到其他地方去了，已有的資本可能還撤走，出口也困難了。這就表明，在人均一千美元這個階段，重要問題要培育企業的核心競爭力，要有自己的知識産權。假定你沒有自己的知識産權，你老是用國外的話，你這個時候，你其他條件變了以後，那你將失去競爭力。

　　第二點，人均一千美元以後，生活大體上沒有什麼問題，除了少數貧困地區以外。可人的要求是多方面的，要求接受教育，要求公共衛生、醫療改革，要求生活福利，要求環境保護，各方面的要求，要求文化藝術，各方面的要求都提出來了，跟一千美元以下就不一樣了。這時國家財政必須有錢，國家財政要沒有錢的話，沒法來應付這樣一種情況。

　　第三，在人均一千美元之前，儘管貧富有所差別，但是這個時候，因為整個社會還處在一個不發達狀態，所以這個矛盾並不特別顯著。可人均夠了一千美元以後，這個貧富差別開始顯示出來了。貧富差別顯示出來之後怎麼辦？一定要想辦法，要加快扶貧，要加快對困難戶的救濟，要幫助低收入的人增加收入，要解決社會的就業問題，解決社會保障問題。那就是説國家要有錢，第二産業要發展，勞動密集産業也要發展。

　　第四點，人均收入到了一千美元以後，人們參政議政的要求就高了，就不跟一千美元一樣了。他要求政府的運作更加透明化，要求對政府的監督加強了，要求對廉政建設的要求高了。這種情況下，相應地政府必須注重自身的改革，不然適應不了這個要求。

　　正因為如此，所以在當前這個關鍵時刻，人均到了一千美元以後，擺在我面前的是經濟能夠一步步上去呢，還是將陷入一個長期徘徊的一個階段？為什麼今天提出了發展民營經濟？因為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因為民營經濟它之所以能成長，它有兩個方面原因：一是科技型的民營經濟，它有自己的知識産權的，靠自己的核心競爭力的；另外一個方面，是勞動密集型的民營企業，將來解決現在社會上的大量就業問題。只要我們的經濟發展，包括民營經濟的發展，包括國有資産的重組，走向新公有化。這樣的話，我們的財政收入才能得到保障，也只有在這種條件下，我們才能夠來應付出現的很多低收入者的問題，貧困者的問題。

　　所以當前發展民營經濟是非常重要的。由此可見，人均一千美元是一個關鍵性的關口。中國改革必須加快，改革中的核心問題是所有制改革，這個問題，如果不從理論上弄清楚，政府，包括各級地方政府，就會顧慮重重，生怕被人扣上私有化的帽子，結果耽誤了國有資産重組。同樣的道理，這個問題不從理論上弄清楚，民營企業、民間投資也會顧慮重重，見好就收、見好就停，結果對國民經濟不利。所以當前必須樹立新公有制觀念，以堅定所有制改革的信心。

　　為什麼我今天在這個民營經濟論壇上講，我們不再進行私有化，不是私有化，我是新公有化？新公有化這個概念提出來以後，對政府官員來説，地方的官員，你可以放心大膽去做去，不要怕人扣你這個私有化帽子。我不是私有化，我是跟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公有化，對民營經濟來説，你不必再去顧慮什麼資本，我正在朝新公有制方向走啊，只有我突破了家族，一家所有的規模變大以後了，成為公眾持股企業的話，我就是走向了新公有化了，所以這個問題非常重要。

　　下面還有必要指出，要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要有我們自己的知識産權，一定要振興民族經濟。民族經濟不僅指國有企業、國家控股企業，也包括民營企業在內，民營企業是民族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我現在講振興民族經濟，不僅是包括老工業基地改造、新工業基地建設、國有企業發展，也包括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就是我們的民族經濟重要組成部分。比如説，2003年春天，“非典”來了，有的外商撤走了，但民營企業一家都沒有走，它不肯走，它不願意走，它的根就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這不是民族經濟是什麼呀？所以這一點必須認識清楚，它就是我們的，民族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這樣的民族經濟，我們不保護 ，還保護誰呀！

　　最後我還想説明兩個問題。今年夏天有二十天的時間，我在東北，到了很多工業城市，我有一個體會，他們感到了最怕聽什麼話呢？不是省級幹部，是地方的幹部，跟國有企業的幹部，聽“國退民進”這句話，我講你幹嗎要老講 “國退民進”這個提法呢？本身也沒有什麼，你把民營也作為新公有制，不就問題解決了。

　　而且更重要的，不要去提“國退民進”，就是傳統公有制，通過資産重組，改為新公有制，這個問題不就解決了。他們還害怕什麼？那個民營企業來了，外地的企業來了，把我的利潤都奪走了，我讓利了等等，太多了等等。

　　你這個看法，我先講個故事給你聽，這個故事是北大MBA的學生討論時所講的龜兔賽跑。大家都知道，兔子驕傲，半路上就睡著覺了，烏龜就跑第一了。可是MBA學生討論説，龜兔賽跑不是只跑一次，它還跑第二次呢。

　　第二次賽跑，兔子輸了不服氣，它吸取經驗了，第二次再跑，兔子一口氣就跑到了終點，坐在那兒等，烏龜慢慢就爬到了，所以第二次龜兔賽跑，是兔子贏了。

　　那烏龜又不服氣了，咱們跑第三次吧！那就跑吧。烏龜講了，前兩次賽跑，都是你指定的路線跑的，第三次賽跑，得由我指定的路線跑；兔子想了，反正我跑得比你快，你愛怎麼指定路線，就怎麼指定路線。好吧，就按照烏龜指定的路線跑，兔子又是當先了，跑得快。到了河邊被攔住了，一條河把路擋住了，終點在對岸，兔子傻眼了，烏龜慢慢爬到了，烏龜就游過去了，烏龜就跑第一了。

　　它倆又賽跑，要跑第四次，咱們幹嘛這麼老賽跑，咱們就優勢互補吧，咱們就協作吧，咱們和解吧。怎麼跑呢？陸地上兔子馱著烏龜跑，河裏面烏龜馱著兔子遊，共同達到終點，雙贏結果。

　　一定要知道，民營企業如果參加國有企業的重組，是雙贏的結果，一定要想到這一點。你就不是什麼讓利問題，而是共享更大的利潤。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這句話都過時了，我們知道這個廟，離開河邊都比較遠。有三個廟：第一個廟，三個和尚商量的，每個人要挑水，一旦挑起來，路太遠 就累了，挑一點水就行了，不願意挑第二次。三個和尚商量，咱們協作吧，一人挑一段，我挑第一段，交給你接力挑，再交給第三個人挑，我坐那兒等，休息，空桶回來我又挑，這樣就不累了。一會兒三個和尚，把缸裏的水挑滿了。

　　第二個廟，老和尚就引進了競爭機制，定下了新的廟規。把三個徒弟叫來，你們都去挑水去，誰今天水挑得多，晚上吃飯加一道菜，誰今天挑水最少，晚上就吃白飯。於是三個和尚你追我趕，一會兒把水缸裏的水就給挑滿了。

　　第三個廟，三個小和尚一商量，這樣挑也累，山上有竹子，咱們把竹子砍下來，竹子當中再打通它，連在一起，裝一個轆轤在河邊。第一個和尚坐到河邊去搖，桶就上去了；第二個和尚漏斗往竹桶裏一倒；第三個和尚坐在邊上休息。三個人輪換，一會兒水就滿了，這叫技術改革。你就這三個辦法。

　　你國有企業怎麼改革？要協作、要引進新機制，要技術改革，這樣的話，三個和尚水多得用不完。協作對像是誰啊？民營企業進來了，所以説很多問題，我們都要這麼想，我們的思想不就開闊了嘛？何必老去計較那些，我又讓利多少了 我又吃虧了，你不吃虧，共享更大的利潤，一定要有這種想法。

　　所以我們説，假定我們在民營經濟的論壇，跟今後民營經濟的各種研討會上，大家都抱著這樣一點，就是説我們的協作，我們共同來使中國的經濟上去，為了這樣一個共同的目標。我相信民營經濟，能發展得更好。

　　謝謝大家！

　　柳傳志：我想從我們自己做企業切身感受談談，就國有體制企業的主要問題是在哪兒？我覺得那個舊的國有體制的問題，大家都説得非常明確了，根本的問題就是主人問題。這個企業到底有沒有主人？這個主人對企業的利潤感不感興趣？在這個股市上，這個投資人一般都是這麼説，要對這個企業持續增長的利潤感興趣，就是你這股票的高低，不僅是利潤還要增長，還要持續增長，這人家才花錢買你的股票，你的股價才能升上去，但是現在我們要看我們這個投資人，到底對這個利潤是不是感興趣，這就決定這個企業，到底能不能辦好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般的這個出資人，他以什麼形勢來對企業來進行運作的呢？基本上都是憑著自己的這個股份，再派代表在董事會裏佔有席位，然後這個董事會的席位怎麼辦呢？一個就是對企業的重大決策做出決定，還有一個就是決定企業的，管理者是誰？他自己可以不做決定。比如説是個弱勢董事會，董事長不怎麼管，讓這個總經理管，那麼他選擇總經理，並且對總經理要做出激勵，這些東西都對企業有著非常直接地影響。有一個非常大的國有企業的總經理，我跟他有深入的談話，他這個企業有很大的虧損，他給我講虧損的重要原因就是企業資本的付出太大，他們也就是説每年要付十幾個億的利息，我説為什麼會付這麼多的利息呢？就因為當年投入的時候，投入了幾百個億的錢，貸款來了之後，生産出的産品過時了，那麼所以完全賣不出東西出來。那麼為什麼會做這樣的決定呢？是因為當時是當地政府，為了政治需要做的這個決定，那麼當時做決定的人怎麼樣呢？這是多年的事，早已經一撥換了一撥，所以到今天就是變成無頭債，你找誰吧，好幾屆以前的這個領導做的這個決定，那麼實際上也就是説這個領導本身，對這個企業的利潤本身沒有直接關係，考核這個領導是不是進步也不考核他所投資的企業的利潤如何。

　　另外還有像我們自己所在的這個高技術企業，我覺得高技術企業裏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咱們國家提的問題，就是高技術産業化的問題。高技術産業化的實質是什麼？是這個錢變成技術，技術再變成錢的過程。在咱們國家錢變成技術好辦，清華，北大，科學院全搭上，把錢投入下去産生技術。但是技術如何變成錢呢？這就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了，它實際上包括了企業管理的方方面面各個環節的問題，甚至包括了企業的機制問題，我覺得有的時候國家的部委或者有些地方，要做這個高技術産業化，老認為這是個技術問題，於是大量的做技術投入，實際上問題不在這兒，他沒有把技術弄變成錢的環節弄清楚。

　　有一次我參加這個“八六三”的顧問會，在會上多數的專家學者，談的都是技術能否實現，實現到什麼水平，而做企業的人談的不是這個，更多的是説有了這個技術之後，是不是能賺得回錢來，怎麼能得到回報。這個角度肯定是不一樣的，這裡面也就説明了作決策的人是不是對利潤感興趣，這極其重要。

　　第二點我想談的就是，關於投資人對企業管理者選擇的問題，多數的時候國有企業出資人，可能是政府的領導或者是政府的部門，他派的總經理本身去管理企業，那麼從什麼角度去選總經理？這個當然就非常重要。民營企業或者説像我們跟利潤直接有關的人做股東的話，那選擇這個企業的負責人，比如德才的標準，德，一定是要把企業的利益放到第一位，是不是他，這個總經理從企業的利益之中謀取自己的利益，才能，當然就是對這個企業的管理了，再深層次就是是不是能夠正確的制定戰略，是不是很好的指進戰略，會不會帶隊伍等等。但是如果是從這個國有企業方面來講，很難免的會從政治因素或從其它因素去選擇這個企業管理者。

　　我想我自己舉個例子，這是對這個人在調動使用的時候，在1992年前後的時候，我們公司裏邊有一個重要的崗位上的一個負責人，我們發現了他有貪污行為，發現了以後就是研究怎麼把他換下來的問題，當時就沒敢動，為什麼呢？他即使有貪污，要把他動了以後呢，換了別人，換了這個人上來以後，得到的損失比不貪污的人上來，比這個貪污的數字還要大，所以我的主要辦法，趕快找到比較適合坐這個位置的人調到他身邊，不聲不響的先工作三個月，把情況熟悉了以後，然後再跟他談話，把他最後開除出公司，進行了處理。那麼在什麼情況下我堅決要調動他，假定説不光是我們知道，員工都知道，那我就會不顧一切的，要把他開除撤換，原因就是他會對我們文化根基有影響，因為員工不知道，我心裏知道他，我是準備按部就班的調動他的，以為會有姑息，那是不行的，不是這種情況下，我會儘量減少公司的損失，來處理這件事情。我想這在人的安排上，可能跟利潤負責和不跟利潤負責上，這個處理方式上會是不一樣的。

　　第二個方面就是對管理者的激勵問題，這個管理者本身，能不能有正確的激勵，那當然是極其重要了。舉個最簡單的例子，這個激勵的作用，一般的投資人對企業的管理的激勵應該是恰到好處，怎麼樣能夠讓他發揮出最大積極性，而他待遇本身又最合適。你比如説，像我們以前去到世界各國，做Road show 就是做路演，叫各國的投資者買我們的股票的時候，投資人一聽説你是國有企業，又有國有控股的背景，都難免要問你這個話。你們這公司掙多少錢？你有沒有股份，他們的觀點就是説，假定你公資過低，你又沒有股份的話，我怎麼敢投資花很多的錢買你的股票讓你來管呢？他不放心，這是一種情況。所以投資人對這件事情的本身，他一定是有一個合適的度，一定要讓我們這個管理者，不僅要把他當成一般的責任來做，還需要當成一個事業來做，是用這樣的方法來進行物質和精神的鼓勵。比如説像這個企業的管理者，這個除了工資，物質鼓勵上，工資、獎金和股份，什麼東西能夠最根本的調動他的積極性，我們應該怎麼去考慮這些問題？這個會想得比較透徹。比如説對企業的高層管理者，不僅這個獎金要考慮他當年起的作用，可能是因為他當年做的決策，到三年以後才能起作用，那麼也許三年以後，那個時候發三年前的部分，這個獎金，那就從那個時候來考慮這些問題。所有這一切都是從物質角度上來考慮，如何能從充分調動他的積極性。比如像聯想的股份制改造，其中起了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夠讓當年創業的老同志，能夠退下來，讓年輕人到第一線去工作，不然的話，如果我們不進行，股份制改造的話，當年跟我一起創業這些“老人”，他們比如因為年齡精力的關係已經不能勝任今天的工作，但是你要他立刻離開崗位，或者從第一線的領導崗位上下來，不到退休年齡，于情于理都説不通。因為在他創業的過程之中拿了很低的工資，做了很多的事情，到了今天果子熟了，樹上要摘果子的時候，你讓他們到一邊去，換了年輕人來做，這個很難實現。那麼現在的做法是進行股份制改造之後，實際上就是説，你們做園丁不合適了，換了年輕的園丁，那麼他們在這個分果子以前，先把樹上蘋果摘一筐給你們送到家去，你們在家裏面，讓他們來做新的園丁，這個做法就非常合適。因此從股份制改造這個角度上講，從激勵方式上講，怎麼樣對企業有更大的調動，這個做法就最為合適。第三部分，我想除了激勵以外，就是關於這個國有企業，從機制本身上講很容易形成這個宗派問題，我跟幾個大的國有企業之間，有過討論，就是在這個企業裏面，發生有宗派問題，宗派問題就是比如説這個企業的總經理，下邊有一撥人，很明顯是屬於他的人，常務副總經理又有一撥人，黨委書記又有一波人，企業到了這種情況就很難運作，那麼産生這個問題的原因是什麼呢？就是因為這個企業的主要負責人本身，退下去以後就什麼都沒有了。如果企業的投資人他自己的利潤跟企業的利潤不能夠直接挂鉤、直接聯絡的話，這個企業就沒有真正的主人，就很難發展。

　　在咱們國家國有企業難以發展還有兩個特殊的原因，我覺得在國外國有企業發展也有很多問題，但是中國有兩個更突出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出資人作為政府官員來講呢，第一點是他們太低薪，這個薪俸太低這是個大問題，因為從咱們國家政府的官員所掌握的資源權利，他們要做的事情實在太大，但是他們拿的工資實在太低，太低以後就很難對他們，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且在這個企業之中就容易作為産生腐化的一個環節。我不能認為説高薪養廉是一個充分條件，但是一定是一個必要條件，這是咱們國家的一個特點。第二個特點，政府官員本身還沒有得到更全面地監督，這個監督機制本身也還不是十分健全，這當然屬於政治改革的內容，得一步步的來，但這兩個方面，就更使得我們國家的國有企業在處置上更加為難。

　　如何改的問題我就提三條，一個就是國有獨資的企業，當然是越少越好。因為在未來我們國家，還有某些領域一定是要由國有企業獨資來辦的，希望這種領域是儘量地少。第二點就是股份制企業，剛才厲教授講的這種新公有制企業，一定要有對利潤感興趣直接挂鉤 ，這樣的股東佔的比例要多一點，要大一點，這個企業才能健康發展。第三個就是高科技企業，以人的因素為主這個企業，應該讓管理者持有更大的股份比例，謝謝大家。

　　張維迎：我下面要講的是一個非常特殊的題目，《什麼決定企業的退出》。我們知道在一個市場經濟當中，企業進入、退出都是經常的事。我們經常説創辦一個企業難，其實企業的成長更難。在美國，一年有幾百萬的企業生長、出生，但是真正生存下來的，十年之後可能不到百分之幾。但是這種生存與退出，都是由市場去競爭，由競爭當中的效率去競爭。你在市場經濟下，你有自由競爭的權利，但你有沒有能力生存，就不是你的自由能夠保證的。這要你真正地有那種核心競爭力。

　　那麼過去我們中國的企業也有進入、退出，但是我們跟市場經濟不一樣的是什麼？是在於我們的進入也好，退出也好，都是由政府通過行政命令來決定的。那我們現在關心一個問題，在今天的中國，企業的退出究竟是由什麼東西決定的？我在這裡要報告的是這樣一項研究，是我們最近在過去一年裏對中關村地區的企業的進入、退出的研究，那麼這些數據全部是由中關村科技管委會來提供，它涵蓋了中關村科技園，1985至2002年所有獲得高技術企業認證，並呈報了有效的年度的報表的企業。那我們就用這樣一套數據來看一下，在這個中關村地區以民營企業為主導這個地區，那麼這個企業的退出有些什麼特點？就是什麼因素在決定這個企業不存在。

　　那麼為此我首先要定一下什麼叫進入，進入在我們這個研究當中，指的是這個企業，獲得了高科技企業認證的時間為進入的時間。退出是這樣定義，如果你在好比説去年你在高科技企業名單上是有你的，今年沒有你，那我們就認為你是退出了。

　　那麼我們從這個圖形上，可以看到一個有意思的現象，上面那條藍線是企業進入的數量，那麼我們看在1997年之前企業的進入數量相對比較少，每年大致是五百家左右，但是1998年開始企業的進入數量就大幅度上升，那麼到2002年之後，中關村園區每年進入的企業有二千家。同樣企業的退出也是，那麼一開始我們看到，退出的企業大致是每年進入五百家新的企業，可能退出有三百家企業，可能不存在了，那麼特別到1996年有一個時間，退出的企業和進入的企業數量都差不多的，隨後，隨著進入的企業數量增長，退出企業也在增長，但是這個差距也在變大，這也意味著好多進入的企業進入以後可能存在下來了。這樣中關村整個園區企業的數量在增長。我們在中關村發現，企業的年齡越大，它死亡的可能性越大。那麼我們好比説整體來講，以2002年為例，那麼年齡是一歲的企業，死亡率是0.199%，年齡是八歲的企業，死亡率是0.181%，那麼這個增長是非常快的，當然我要強調一點，我們這幾個數據，只有七年的歷史，也許到了第十年之後，過了這個期了，可能企業的死亡率就會降下來了。也就是説我們可以預測，或者説一個企業在中關村或者整個在中國，活十年以上之後，再有死亡的話，可能性就相對小了。但至少在給定我們這個數據區間內，年齡越大的企業越容易死亡，那麼當然這可能有好多的原因，越新成立的企業，它的技術、它的體制，特別所有制方面，它解決得比較好。而且老的企業，好比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成立的企業，可能都是“紅帽子企業”，“紅帽子企業”，現在的我們政策放寬了也好，不願再戴紅帽子了，所以一個辦法，他就把它登出了，然後新辦一個企業，所以在這個統計上，仍然表現出它的死亡、退出。

　　下面我再給大家報告一下，我們整個統計分析的結果，那麼大體我們得到有這樣七個基本的結論：第一個是企業的資産規模越大，退出的可能性越小。第二個結論，企業的年齡越老，退出的可能性越大。第三個結論，凈資産越高的企業，企業越容易退出。第四個結論，效率越高的企業，越容易生存。第五個結論，研發人員比例越高的企業，越不容易退出。那麼第六個結論發現了，出口企業比非出口企業更不容易退出。因為面向國際市場的企業，和面向國內市場的企業相比，面向國際市場的企業更容易活下來，當然這是一個原因，可能出口的企業它本身，它是一個效率可能比較高，或者它在市場上已經經過鍛鍊，它的生存能力就比較強。第七個結論，這個企業控制權的差異，對企業的生存和退出有著十分顯著的影響。我們這個企業，好比説同樣一個企業，可能有些有主管單位，有些沒主管，有些只是集團的子公司，有些就是一個獨立的公司，我們發現集團的隸屬關係對企業的退出影響為負，如果説你上面有一個，大集團裏面一個子公司一個分公司的話，那麼你活下來的可能性要比較大。另外相對於國內的民營企業來講，國有企業更不容易退出。

　　還有一個是純外資的企業也容易退出，在統計上並不顯著，而港澳臺的企業甚至更容易退出，這是估計的數值，在統計的顯示區上，也不是很顯著，那麼這説明一個基本的結論，就是我們國家所有制，對企業的生存仍然起著一種，明顯的保護性的作用，政府擁有的企業中，行政隸屬關係越高，這是一個指標，凈資産負債率，對企業退出的影響也就越不明顯。這説得明白一點，我們剛才講到，一個企業的負債率越高，它死的可能性越大，但是如果你是一個屬於中央的，好比説是這一級的國有企業的話，這個影響恰恰是相反的，就是説國家的大的企業，它負債率越高與它的死亡沒有關係的，那就是説政府仍然給它很強的支持，那麼政府的負債率，它對非政府所有的企業，退出的分析，影響是正的。對中央直屬和隸屬於縣、市，比如像北京市或者海淀區，這一級政府的企業來講，負債率對它企業的死亡可能是相反的，你負債率越高，越不容易死掉，而在大量的民營企業、鄉鎮企業以下的企業來講，你負債率越高，越容易死掉，所以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它表明這是我們的鄉鎮企業。還有非國有企業，它受政府銀行的保護，銀行給它資金的提供，都弱于我們一般國有企業，説明政府的力量，仍然是非常強大的。

　　另外我們再看一下，從時段上來看，我們使用了一些變量進行研究，那麼發現一個問題就是説，總體來講我們改革，我們的資料，是1996年到2002年，國家所有制對企業生存的保護作用。隨著時間的推移，總體是下降的，雖然不是很嚴格地單調下降，不是説每年都是下降，就是説總體下降。但有時候可能會稍微反彈一下，那麼政府的保護作用，應該説2002年與1996年相比，下降了50%，就是從退出的角度來看，所以這也是一個，相當顯著的變化，而反過來另外一方面，我們看到一個企業的勞動生産率，或者是企業的效率，它對這個企業的生存的實際影響那麼是這樣的。首先在非國有企業方面，勞動生産率對退出的這個影響是穩步上升，就是隨著時間的推移，2002年與1996年相比，勞動生産的效率對企業生存能夠活下來的這種影響更大。那麼在國有企業方面，情況就不太一樣了，好比在1998年之前，那麼勞動生産率，就是這個國有企業效率，對國有企業生存的影響不是很明顯，或者是甚至呈現出相反的效率越低的企業它活得越好。但是從1999年開始，情況稍微有一點變化，就是在中關村科技園區，新企業大量進入之後，市場競爭都在加劇，那麼勞動生産率對國有企業生存的影響也開始變得越來越重要，而且逐年在上升。

　　那麼我們總結一下，可以説 這一項的研究，我們發現的主要問題，就是效率 ，一個企業的效率越來越成為決定它生存的一個重要因素，那麼表明在我們過去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過程當中，市場力量的重要性正在逐步地上升，而另一方面企業的負債，我反復強調負債它是成為制約企業生存和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像我們剛才講的，那麼負債率對企業生存的影響對國有企業是相反的，那麼這一點也説明我們的國有企業仍然在嚴重的政府保護下，市場對它的壓力仍然沒有對民營企業那麼大，這是我們初步的一個研究。那我們在這個研究當中，所有的只能用數字説話，拿不到數字的東西，我是沒有辦法進行分析的。所以我們在座的一些中關村的民營企業，它可能有好多的故事，可以告訴我們，我們這個企業退出了，我登出了，我為什麼登出？那可能是跟效率沒關係的，但我們還是相信這樣大的一個樣本，這樣跨時段的一個研究，仍然可以告訴我們非常多的信息量，謝謝大家。（來源：cctv-10《百家講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