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高校‘破産説’言過其實，教育不會成為第二個國有企業。”教育部部長周濟日前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高等教育的固定資産有5000多個億，目前存在的高校貸款問題“會認真解決”。 （3月18日北京晨報）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現今眾多高校身陷債務的泥潭。銀行開始催債。當高校背負巨債蓋起一座座雄偉大樓之時，而教學暴露的諸多問題不斷凸顯，如教學質量不升反降、學生素質參差不齊、學術風氣浮躁等正成社會議論的焦點。筆者認為高校債務纍纍，面臨“破産”源於“兩化分極”。 

    所謂“兩化分極”，即市場化的無序發展，此為一極；而法治化的嚴重滯後，此為另一極。當無序的市場“方興未艾”之時，法治化理應迎頭趕上，可事實遠非如此。 

    偏激的市場化之路已將一些高校逼得走投無路。大幅擴招讓高校錯誤的判斷有一個前景美好而繁榮不衰的市場，而教育教學資源嚴重不足、“後院”捉襟見肘的有限本錢刺激了高校的“投資欲”，於是迫不及待，毫無顧慮的向銀行借貸了大量資金進行高校改造和校園建設等。社科院一份調查顯示，2005年以前，我國公辦高校向銀行貸款總額達1500億到2000億元。有關專家認為：“按照嚴格的財務核算制度，一些高校其實已經破産。” 而另一方面，投資到位之後的“産品”卻是另一番景象。高校成了製造論文的工廠，據國外專家評論，真正有學術價值的論文十分鮮見，發論文交版面費已是公開的秘密，甚至出現為賺版面費而辦學術刊物的怪現象。 

    與近乎瘋狂的市場化相比，法治化卻弱不禁風。沒有一部“高校投資法”，就無法從制度上制約、規範和引導高校的貸款規模和保障貸款的合理用途、為成本與收益的預算提供法規依據，就無法對引入各種社會資金辦學進行必要的指導和干預。沒有一部“高校管理法”，就無法運用法律手段來規制各種與高校辦學宗旨相違背的現象，就無法保證教學質量、師資質量和學生質量，就無法治理學術腐敗和大學校園內的各種歪風邪氣，更談不上從具體制度上確保教育資源的合理配置和公平教育目標的實現。沒有一部“高校收費法”，就無法通過開展利益相關方的“成本控制”來遏制大學高學費，就無法開展大學財務制度、資金使用效率評估、高校行政構架、政府財政傾向性貼補等一系列教育體制和機制的改革，更無法保障社會分配收入中不同群體的接受平等教育權。 

    我們不能把一切問題都歸咎於教育市場化，産業化。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在一個社會轉型、改革進入深水區的新時期，教育的市場化成分無法拒絕。承認它與教育的公益性質有衝突，有博弈，甚至有風險，但更多的需要在法律制度的干預下協調，求得共存與共贏。不妨試想一下，如果所有高校不拿一分錢貸款，沒有一家民辦高校，那麼社會將是一番怎樣的情景？國家總體教育水平在國際上將處於一個什麼樣的檔次？由此可見，任何諱疾忌醫都是徒勞無益的，只有通過立法從源頭上解決“兩化分極”問題，才能拯救高校于“破産”邊緣，才能充分運用法律制度破解教育不公，將教育資源向弱勢群體傾斜，從而實現教育法治化、公平化發展。 [作者：梁江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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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張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