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陜西工人報》報道，33歲的深圳民工張百寧，因不滿勞動仲裁部門和法院駁回其討薪訴求，一怒之下，拆走深圳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的招牌，並徒步一個多小時將招牌帶回家。對此，仲裁院林院長聲稱：“這肯定是一個政治事件！”並表示派出所已經立案，相信公安機關的公正和破案能力。結果呢，卻並未作為“政治事件”處理，而是以一種較為溫柔的方式畫上了句號。

　　沒能當做“政治事件”處理的主要原因是該仲裁院李副院長的冷靜態度。李副院長認為張百寧思路清晰，頭腦理性，在這兩年多的申訴中，掌握了很多法律知識，“相信張百寧的摘牌只是一時衝動”。於是，嚴重的“政治事件”，就變成了輕描淡寫的“一時衝動”的討薪事件了。民工張百寧真是萬幸，沒有因為涉嫌“政治事件”而讓公安機關“破案”。現在，張百寧已經接受了他所申訴的企業支付的6500元錢補償金。網民們為李副院長&&解決勞動爭議的態度和辦法讚不絕口，認為李副院長“能夠下基層，到公司，耐心細緻地做企業負責人的思想工作，終於達成了協議。這才是解決問題，化解矛盾的正確做法。很好，很好。”

　　痛定思痛，我們不妨回顧一下民工張百寧在兩年多的索薪申訴中走過的路。敘述稍嫌冗長，但希望讀者耐著性子讀一讀，只有讀了這些，才好判斷這到底是不是一個“政治事件”。

　　張百寧來自甘肅慶陽，4年前來深圳務工。2003年11月，他以電焊工的身份進入深圳市百分百實業發展有限公司。由於工作性質原因，他必須經常加班加點蹲在地上焊接，到後來患了腰椎間盤突出症。經治療後，2004年9月，張百寧向公司提出了辭職，並要求結清當月的工資並退還押金。在遞交辭職書後，公司一拖再拖，避而不見，無奈之下，他只好去深圳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信訪辦上訪，而信訪辦則建議他到福田區仲裁委申請仲裁，而福田區仲裁委則以張百寧“未能提供有效的證據證明與被訴人存在勞動關係”為由不予受理。

　　張百寧當時提供的證據包括印有百分百公司名稱的工作證和工資單，福田區仲裁委認為他提供的證據上未蓋有百分百公司的公章，因此不予認可，而張百寧拿出自己的工作證，翻開背面，上面卻蓋著百分百公司的公章。於是，張百寧找到福田法院，要求法院進行裁決，法院建議他先行到勞動部門進行仲裁調解，張百寧只得再次到深圳市勞動保障局信訪辦上訪，並要求深圳市仲裁委對他的情況進行仲裁，但一直沒有回音。

　　一年過去了，2006年1月18日，張百寧又一次向福田區仲裁委申請仲裁，而後者作出的裁決仍是不予受理。最終，張百寧通過福田法院將百分百實業公司告上法庭，但法院以他的訴訟請求超過法律界定的60日的仲裁時效，駁回了張百寧的訴訟請求。張百寧不服，繼續上訴，而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經過審理，于12月1日做出判決，以同樣的理由，駁回張百寧的請求。

　　面對兩次敗訴，張百寧百般無奈，把最後的希望放在深圳市勞動保障局身上。張百寧來到位於深南中路新城大廈的勞動保障局信訪辦，信訪辦工作人員讓他去行政復議辦公室試試看，他來到辦公室，講明了自己的情況，工作人員表示，既然法院已經做出判決，辦公室不可能再進行復議。張百寧幾乎萬念俱灰。當時他想，“如果不是因為仲裁委對我的請求不予受理，我也不會弄成這樣”！當他走到樓下，看到“深圳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的牌子時，怒火中燒，便上前將牌子拆了下來。

　　這就是“拆牌”事件的前因後果。一位民工，一個勞動者，討回自己應得的工資，就要經歷如此之多的磨難，不是親身經歷者，難以相信其真實性。真是“豈有此理，竟有此事”。人們可以看到勞動保障、勞動仲裁、法院、信訪，這些神聖的部門是如何折騰勞動者的，而且，他們都是在“有法可依”的情況下，“合法”地折騰勞動者。他們與每位勞動者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他們並無折騰勞動者的理由和必要，他們只是在例行公事。這説明我們的制度，我們勞動保障的體制，是何等地“先天不足”。很難相信，在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前提下，給勞動者提供的保障就是這樣的。

　　由於深圳仲裁院李副院長認為張百寧思路清晰，頭腦理性，在這兩年多的申訴中，掌握了很多法律知識，“相信張百寧的摘牌只是一時衝動”。於是，嚴重的“政治事件”，就變成了輕描淡寫的“一時衝動”的討薪事件而免受公安部門追究。讀者和網民都為民工張百寧感到慶倖。但我以為這也是一種遺憾。因為，這件事確實應該定位為一起“政治事件”，卻輕易地被我們的體制和制度以及社會和媒體給放過了。我説的“政治事件”，不是主張對民工張百寧由公安部門立案追查，而是對深圳的乃至全國的勞動保障、勞動仲裁、法院、信訪進行一次徹底的反思，進行嚴肅的“立案審查”。從立法精神到執法程序，到工作人員的態度和作風，都應該徹底進行反思和審查。我覺得這確實是一起“政治事件”，因為，很難相信，在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前提下，給勞動者提供的保障就是這樣的！還因為，勞動者僅僅因為索薪，就差點進了監禁罪犯的班房。（作者：華瑩山農夫）

責編：唐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