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調且漲，中國的二線樓市正在重復一線樓市‘昨天的故事’。”在2006年這個房地産市場的多事之秋剛剛過去之時，長春著名地産策劃人顧永超發出這樣的感慨。（1月2日《新華每日電訊》1版） 

    自從1987年9月，深圳出讓一塊5000多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權，到1988年4月，《憲法》中規定“土地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曾經“不值錢”的土地，早已成為權力與財富聚焦的中心。殊不知：隨著經濟的發展，這些城市的土地不斷增值，價格一路走高，開發商們從政府手中拿地的成本也越來越大，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房價居高不下。同時，房價的走高也會拉動地價，政府手中的土地資源也就進一步“水漲船高”。如此循環，是很多地方政府熱衷運用土地來“經營”自己的城市。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在一些地方政府，土地直接稅收及城市擴張帶來的間接稅收佔地方預算內收入的40%，而土地出讓金凈收入佔政府預算外收入的60%以上。正如有關專家所分析的：因為“土地財政”的巨大“魅力”，很多地方政府捨不得放棄這棵“搖錢樹”，於是在執行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時總是“左顧右盼”，看其他省市的舉措，或者是直接採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近幾年來，住房問題一直是百姓心中之痛。面對不斷攀升的房價，很多群眾望房興嘆，大多數買了房的群眾也是傾其所有負債纍纍。為了穩定房價，讓大多數百姓能隨著經濟社會的進步改善居住條件，中央政府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穩定房價的政策措施，如“國六條”、“國八條”等。早在2006年初，不少人認為緊鑼密鼓的調控政策會給樓市降溫，但事實似乎恰恰相反。每當國家統計局的全國房地産月報、季報新鮮出爐時，人們感受到的都是房地産“高燒”不退，熱得燙手。而且熱的絕不僅僅限于北京、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大連、青島、呼和浩特、廈門、瀋陽等二線城市的房價同樣燙手。正如社會上廣泛流傳一種説法：因為執行不到位，很多調控政策都有化為“空調”的趨勢，房地産市場已經對國家政策具有“免疫力”了，該怎麼漲就怎麼漲，完全對調控政策“不感冒”。殊不知：各地房價普遍快速上升，老百姓的收入增長卻遠追不上房價，以致人們把住房和教育、醫療稱為壓在他們頭上的“新三座大山”，可見問題的嚴重性。 

    造成當前房價不斷走高而且出現“購銷兩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與地方政府的主導或參與密不可分。更令人擔憂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對經濟適用房、廉租房棄而不建，把興趣集中于批建高檔住宅上，低價徵地，轉手高價出讓，甚至有人與開發商勾結哄抬地價，炒賣地皮，炒作房價，牟取私利。這一事實也可以從近幾年一批官員因房地産腐敗而倒下而得到證實，如前幾年查處的有成都市金牛區原副區長馬建國在禦都花園別墅內擁有7、8、9號別墅、河南滎陽市財政局原局長薛五辰擁有住房9套等受賄行為。近幾年查處的高官中也有不少人涉及房地産腐敗，如安徽省原副省長何閩旭、天津市檢察院原檢察長李寶金、福州市國土資源局原局長王炳毅、湖南郴州市原市委書記李大倫等。 

    二是地方領導錯誤的政績觀所致。土地固然是財富之母，但絕對不是哪個人或者少數人以及哪代人的“財神爺”，而是所有國民及後代的共有財富。所以社會各界對“土地財政”的聲討愈發強烈。有專家認為“土地財政”正是樓市調控艱難、房價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只有叫停“土地財政”，才能給國內樓市格局帶來新的氣象。 

    三是地方政府片面地追求住房率和廣大市民盲目地追求住房私有化。據有關資料顯示：我國公房私有化造就了極高的住房自有化率，目前約為80%，高於美國和歐洲等發達國家。 

    除上述因素外，房價上漲還受到諸多經濟和非經濟因素的共同影響，因而扭轉這一局面不是靠中央就能夠實現的，需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開發商和購房者多方共同努力，協力配合。當前，最關鍵還在於地方政府如何落實中央的宏觀調控政策等。如果一味從地方經濟發展、財政收入甚至個人利益的角度看問題、亂表態，落實政策時七折八扣，宏觀調控政策就難以達到目的，就可能是樂了開發商和炒房者，苦了老百姓。(劉純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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