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話題是從不追究民企“原罪”引發的。不追究“原罪”的主張又發展成“寬容”，而且是要給予“最大限度的寬容”。我就想，對民企老闆的寬容已經夠多了吧？誰又來對企業職工給予寬容？

　　“不追究原罪論”應該是從2003年12月，河北省政法委出臺的《關於政法機關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創造良好環境的決定》而起的。其中第七條規定：對民營企業經營者創業初期的犯罪行為，已超過追訴時效的，不得啟動刑事追訴程序；在追訴期內的，要綜合考慮犯罪性質、情節、後果、悔罪表現和所在企業在當前的經營狀況及發展趨勢，依法減輕、免除處罰或判處緩刑…該文件規定，國家工作人員未利用職務之便或職務上的影響，引進資金按規定所得的獎金或引資費用，經政府有關部門核發的，一律不得按犯罪處理。於是，不少報刊以《河北一號文件作突破性規定 不追究民企“原罪”》為題給予了轉載。從此，“不追究原罪”就發展成一種“論”，而且引發持續不斷的爭論。

　　近來，這種“論”又有發展的趨勢。2006年11月，《南方週末》發表對擔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國工商聯黨組書記、第一副主席、中國光彩事業促進會常務副會長、全國人大常委的胡德平主席的採訪，《南方週末》所用的標題是“胡德平：清算民企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成績”。“不追究原罪”又以“不清算民企第一桶金”的形式出現，接著，就是“最大限度的寬容”提出來了。

　　有報道説，在12月17日舉行的“第六屆重慶民營企業家年會”上，重慶市委書記汪洋對當地一些政府部門負責人和700多位民營企業家説：“民營經濟作為改革開放以來迅猛發展的新的經濟力量，是在與傳統的經濟體制、價值觀念、社會規範、管理模式的撞擊過程中成長的，與任何新生事物一樣，創業初期的‘不規範’既是其與生俱來的‘胎記’，也正是其生機勃勃的活力所在。”他還表示，民營企業在創業和發展過程中，不可免地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失誤甚至失敗。各級黨委、政府一定要把民營經濟的發展放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客觀看待、正確對待，給予最大程度的寬容和理解，堅持先發展後規範，努力營造一種容忍失敗、鼓勵探索的寬鬆環境，保護創業激情，激發創造活力。

　　本文的主旨不是討論是不是要追究民企的“原罪”和“第一桶金”。既然有這麼多文件和領導人講話主張要這麼辦，想必是有些道理的。但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內退，買斷，搞了近20年了，涉及的職工近1000萬人，加上他們的親屬和子女，影響的人數應該更多。卻沒有人提出要對企業職工給予“寬容”，連同情都沒有過。更不要説“給予最大限度的寬容”了。

　　下崗職工，被買斷的職工，內退職工，也抗爭過，但收益甚微。因為他們是分散的個體，難與一個企業相抗衡，而企業後面，往往又有政府意志在撐腰。雖然也有某些部門發文件説“在企業改制中要保護職工合法利益”，但在實際中，幾乎是一紙空文。

　　也有職工想要通過法制的方式維護自身權益，比如提起勞動爭議仲裁、向法院提起訴訟，但多數或大多數都失敗了。有的，是因為超過了訴訟時效。有的，是被有些法律條文“框”在了外面。有的，是被曠日持久的訴訟和昂貴的訴訟費拖垮了。其中關於勞動爭議的時效，早有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提出質疑：一般的民事官司訴訟有效期都是兩年，唯獨勞動爭議的時效是60天。《勞動法》是保護什麼人的法？至於被法律條文“框”在了外面，情況就更多了。內退職工，被買斷的職工，下崗的職工，不管是勞動爭議仲裁還是法律訴訟，“嚴格按照法律和政策”的結果，往往都會得出“無政策依據，不予支持”的結論。這麼一看，都是企業職工在無理取鬧了，不懂政策，不懂法律，異想天開。

　　當這些人士義正詞嚴地斥責職工時，他們是否想過，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內退，買斷，是否于法有據？我們的《勞動法》哪一條規定可以下崗，可以內退，可以買斷？當職工下崗，內退，買斷的時候，法律又在哪？現在，職工要維護自己的利益了，法律就站出來斥責他們“不懂政策”、“不懂法律”了。這倒是一個奇怪的現象，卻也是司空見慣的現象。如果這些人士稍微有點實事求是的態度，他們就應該承認職工在下崗，內退，買斷的時候，是受到傷害的，是受到損失的。這難道不是嗎？現在講究“共同建設，共同享有”了，為什麼不能實事求是地給他們一些補償、稍微滿足一點他們的要求呢？

　　這種“給他們一些補償、稍微滿足一點他們的要求”，我想，就等同於官員們慷慨地給予民企的“最大限度的寬容”。不説“最大限度的寬容”，只給一點點寬容，不那麼苛責，不那麼“嚴格按政策辦”比如勞動爭議超過60天就不予受理，稍給一點愛心，特別是在矛盾激化時，別出動警力對付他們，這很難嗎？只要把給予民企的“最大限度的寬容”略給職工一二，就恩及四海了。這寬容，誰來給職工？ (作者：華瑩山農夫)

責編：羅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