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官員在今天（25日）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指出，現在社會各界都非常關心困難孩子上學，有痛心疾首的，也有憤怒指責的，也有同情可憐的等等。實際上，中央政府為了讓困難學生上大學，已經拿出了幾百個億資助這些孩子們上大學。但是媒體的宣傳還不夠，仍有很多輿論在呼籲窮孩子怎麼窮，希望社會各界伸出援助之手。這樣的報道往淺的説是無知，深的説是對國家政策的漠視。

　　筆者想了一下，自己也曾經替窮孩子説過話，也曾同情過他們的處境。看來，這個無知或者是漠視的帽子是跑不掉了。不過，我相信，許多作者和媒體是樂意領這樣一頂帽子的。據我的理解，這位官員的出發點還是善意的，想法也是好的，但是在博學多才的同時，也有許多值得推敲的地方：

　　一是教育部官員應該學會如何表達。我仔細閱讀了王旭明所要表示的意思：國家出臺這樣一個大的政策，在這樣一個政策下成長起來的學生是一批的，在這樣的政策下受助、受惠的也是一整批，卻很少有媒體報道哪一個學生的典型是靠國家助學體系成才成長起來的，反而是哪個學生怎麼困難的報道隨時可以看到。這就是説，他希望能夠宣傳一下教育工作中正面的成就，能夠從正面引導一下輿論。應該説，這個想法是沒有錯的。因為我們的許多工作雖然有失誤，但必要的正面報道有利於凝聚人心，鼓舞士氣。錯就錯在官員應該學會與媒體打交道，學會表達藝術，學會既讓別人明白自己的意思，又不至於傷害別人，最終讓人感到能夠接受他的意見，能夠配合他的工作。

　　二是窮孩子確實還大量存在，還需要幫助。教育部這位官員説建立了“獎、減、貸、助、免”一套資助困難學生的完整體系。但是，我們確實看到，許多農村的孩子考上大學後，家長確實十分焦急，因為每個學生每年平均8000到一萬元的各種支出，四年下來至少三萬元。而以山西為例子，農村人均收入2000到3000元，顯然農村的孩子，──窮孩子就更不用説了，是面臨很大的壓力的。而且這位官員説的完整體系，也還有待於進一步完善。前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説，自1999年創建國家助學貸款工作以來，他幾乎每天都會收到貧困大學生直接寄給他的信。信中那些悲傷的故事和無奈的求助，常常讓他落淚、嘆惜，甚至憤怒。“要帶感情地做這個事情”，他説，“我在教育部呆了二十六七年了，做事情我們都得憑良心。”。張保慶的説法想必許多人都知道，這位官員也應該有所了解。

　　三是教育部應該理解媒體的選擇。作為大眾媒體，應該面對公眾，應該學會用窮人經濟學去分析問題。事實上，這些報道相對還是客觀的，也引起了決策層的注意，包括教育部門的注意。這樣的報道，對打擊高校亂收費，增加公眾對教育的監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作為回應，教育部官員應該站在窮孩子方面，説幾句感謝媒體的話，而是對媒體尖銳的批評。因為教育部是人民的教育部，是代表廣大學生的利益的，它應該感謝這些為孩子們呼籲的媒體，而不是站在高校或者收費方的立場上。這與媒體報道的建設部門不願意公開房屋價格、衛生部門不願意把收紅包列為商業賄賂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四是教育部門自己也有宣傳的義務。我們從教育部這位官員的發言中感到，他是抱怨媒體沒有宣傳教育部在幫助窮孩子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應該説，我們的教育部門確實做了許多工作，其成就應該報道。但這個報道，教育部門也可以組織力量去寫，比如教育部經常召開新聞發佈會，也是一個宣傳的平臺。在宣傳方面，教育部門可以主動策劃，主動宣傳，我們相信，沒有一家媒體會拒絕教育部的聲音，也沒有一家媒體不會讓教育部説話。

　　其實，對教育部的官員，我們只想説一句：別説我們對教育工作無知好不好，別説我們漠視教育部的工作好不好？ (作者：王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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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柳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