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看到一條舊消息，新華社北京３月１１日電《反腐敗數字驚雷 05年立案偵查國家工作人員4萬多》列出的數據令人吃驚：

　　——檢察機關在2005年全年共立案涉嫌貪污賄賂、瀆職侵權犯罪的國家工作人員４１４４７人，已偵結提起公訴３０２０５人。

　　——職務犯罪案件起訴率比上年上升了４．４個百分點；已作有罪判決的人數比上年上升了５．６％。

　　——全年共立案偵查涉嫌貪污、賄賂十萬元以上和挪用公款百萬元以上的國家工作人員８４９０人。利劍出鞘。最高人民檢察院１１日的工作報告中的一組數據，充分説明了２００５年檢察機關反腐敗鬥爭的成果和決心。田鳳山、韓桂芝被嚴懲……２００５年檢察機關立案偵查涉嫌犯罪的縣處級以上國家工作人員２７９９人，其中廳局級１９６人、省部級８人。

　　這些大要案的告破，顯示出檢察機關反腐敗的力度。但“近年來，職務犯罪在一些行業和領域仍然易發多發，涉案金額增大，手段更加隱蔽，攜款潛逃的增多”的趨勢仍然令人擔憂。一方面，成克傑、胡長清、王懷忠、田鳳山、韓桂芝等一批腐敗高官被嚴懲，而另一方面，被百姓稱為“前腐後繼”的現象有增無減。這是為什麼呢？我們應該從何處著手遏制腐敗的浪頭呢？

　　歷史上雍正皇帝在位時誅殺貪官不計其數，抄家無數，被人稱為“抄家皇帝”，可見當時官場上對這個“刻薄皇帝”的怨毒之深。當時貪官們似乎只有“死路一條”了。可是，在雍正時代貪官連“死路一條”都沒有。雍正的政策是：“死了也不放過他！”雍正四年，廣東道員李濱、福建道員陶范，均因貪污、受賄、虧空案被參而畏罪自殺。雍正下令：“找他們的子弟、家人算賬！”雍正指出，這些傢伙自知罪大惡極自身難保，就想一死抵賴，犧牲性命保住財産，讓子孫後代享用。因為依照人之常情，殺人不過頭點地。人一死，再大的事也一了百了。可惜雍正不吃這一套，雍正治貪官連死人都不放過，追窮寇一直追到閻王爺那裏，看起來是狠了一點。但雍正年代本身就不是法制社會，按照現代法治的觀念，這些做法都是不對的。所以雍正的辦法我們不能照搬。

　　我們也可以看一看國外的經驗。新加坡不僅以經濟的高速增長令世人刮目相看，而且廉政建設、精神文明亦聞名遐邇，堪稱典範。據介紹，在新加坡反貪污受賄之事直接由總理親自過問，在總理公署下設有反貪污調查局，調查局擁有絕對權威：可逮捕犯任何罪行的涉嫌人；可行使刑事訴訟法所授予的一切特別權力調查大的犯罪；有權入屋搜查、檢查和扣押認為可以作為證據的任何物品；有權檢查和凍結受嫌人的銀行帳戶和保險箱；有權進入各部門、機構，要求其官員和僱員提供調查人員認為需要的任何物品、文件和內部資料，等等。最令人稱道的是，他們在反腐敗方面提出了一個斬釘截鐵、擲地有聲的口號：“讓腐敗者在政治上身敗名裂，讓腐敗者在經濟上傾家蕩産！”

　　至於新加坡怎麼實現“讓腐敗者在經濟上傾家蕩産”的，資料仲介紹的有限。但這個思路確實非常有震撼力。目前在我們這裡，“讓腐敗者在政治上身敗名裂”基本得以實現了。但至今沒有人提過“讓腐敗者在經濟上傾家蕩産”的，我想，這恐怕是某些貪官抱著“苦了我一個，幸福全家人”的僥倖心理，鋌而走險，因此才造成“前腐後繼”的重要原因吧？

　　腐敗官員往往涉及“鉅額財産來源不明罪”。關於“鉅額財産來源不明罪”的量刑是偏輕還是偏重，一直是法律界爭論不休的問題。據《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産或者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巨大的，可以責令説明來源。本人不能説明其來源是合法的，差額部分以非法所得論，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財産的差額部分予以追繳。”這與《刑法》三百八十三條的規定：“個人貪污數額在十萬元以上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可以並處沒收財産；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並處沒收財産”相比，顯然“寬鬆”得多了。對此。法律專家、反腐專家已經多次提出修改意見。

　　專家的意見在於量刑要加重，“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威懾力太小了。但我認為，比照新加坡關於“讓腐敗者在經濟上傾家蕩産”的觀念，如果該條要修改的話，應該在“財産的差額部分予以追繳”的基礎上增加“沒收個人全部財産”；對三百八十三條的規定“並處沒收財産”以外，再加上“按貪污金額相等的數額處以罰款”。也就是説，讓貪官産生“死而不已”的悲嘆，即使他們死了，也不可能給親屬留下丁點好處，非要罰他個傾家蕩産不可。我想，“讓腐敗者在經濟上傾家蕩産”比“讓腐敗者在政治上身敗名裂”更有威懾力，也應該更為有效。新加坡是公認的法制國家，新加坡能夠提出“讓腐敗者在經濟上傾家蕩産”的口號，我們也應該可以借鑒的。(作者: 華瑩山農夫)

　　本欄目所載評論純係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央視國際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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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張會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