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史珍貴檔案首次公開 申報世界記憶遺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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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提示】

　　近日，市委、市政府下發《蘇南現代化建設示範區南京國家文化遺産保護試點工作實施方案》的通知，其中明確，“南京大屠殺史檔案”申報世界記憶遺産，申遺工作由市申遺工作辦公室總負責，由市檔案局和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就在“南京大屠殺史檔案”申遺工作正在進行之際，昨天，市檔案館首次向媒體公開了一批珍貴檔案，這批檔案形成于1937年至1947年，共183卷，詳細記載了侵華日軍在南京製造大屠殺慘案的罪惡事實和日軍侵佔南京期間犯下的大量罪行。

　  申遺

　　183卷全部來自民國南京市政府檔案

　　多部門將起草編制申遺文本

　　“183卷檔案分為大屠殺暴行、掩埋屍體、市民呈文、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設立慰安所等方面，都是民國南京市政府留下來的。”市檔案局檔案徵集利用處處長、研究員夏蓓説，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後，這批檔案由市軍管會接收。

　　昨天記者在市檔案館查檔時看到，其主要內容包括：世界紅卍字會南京分會、崇善堂、普育堂等團體掩埋屍體、救濟難民情況統計；民國南京市政府各附屬機關和各區公所關於南京市民遭受日軍屠殺、房屋焚燬、財物被掠的調查；南京市市民呈報家人被殺、被姦、財産被搶的申訴和南京市臨時參議會關於南京大屠殺案的調查報告等，有相當一部分是1937—1939年間形成的同時期材料，涉及面廣、人物背景非常豐富，既有民國要員、專家、學者、平民百姓、國際友人，又有參加南京大屠殺的日本侵略者。絕大部分為原始件，為“孤本”、“珍本”，不僅具有獨特性，而且具有稀有性。在回擊日本右翼勢力妄圖否認侵略歷史、揭露罪惡的侵略戰爭、控訴日本軍國主義罪行、教育後人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價值。

　　目前，“南京大屠殺史檔案”申遺工作正在進行，多部門將起草編制申遺文本。

　　聯合國遺産目錄大致分為：文化遺産、自然遺産、文化自然雙遺産、記憶遺産、口頭與非物質遺産、文化景觀遺産。其中，“世界記憶遺産”又稱“世界記憶工程”，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1992年啟動，作為世界文化遺産的延伸，旨在搶救世界範圍內正在逐漸老化、損毀、消失的文獻記錄，使人類的記憶更加完整。中國已有七項文獻遺産入選《世界記憶遺産名錄》。

　　“從‘檔案文獻’到‘記憶遺産’，體現出國民對歷史問題認識上的提高。這不僅是歷史檔案文獻的豐富，更由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檔案上升到人類的共同記憶財富。”南京大學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所所長張憲文教授認為，以南京地區為例，過去僅僅作為“南京大屠殺”歷史事件的真實性物證、供學界研究的檔案，進一步被推廣向民間、上升至國家民族乃至整個人類的整體記憶，這將是大勢所趨。

　　據悉，2011年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市檔案館“捆綁申遺”，共有形成于1937—1948年間的5組檔案，列入第三批中國檔案文獻遺産名錄，分紙質、照片、膠片三類，以其權威性和真實性成功入選“中國檔案文獻遺産”。5組檔案分別為：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珍藏的南京審判日本戰犯軍事法庭的京字第一號證據的16幅日軍暴行的照片；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舍監程瑞芳女士記載南京大屠殺事件的日記；國民政府國防部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檔案；南京市檔案館珍藏的南京大屠殺案市民呈文；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珍藏的南京國際安全區委員、美國牧師約翰·馬吉拍攝的有關南京大屠殺實景的原始膠片及攝影機。

   大華大戲院被日軍侵佔

　　位於新街口的大華大戲院曾是當時民國政府首都四大影戲院之一，一份1945年9月27日的檔案，清楚地反映了抗戰期間8年時間，大華大戲院被侵華日軍侵佔的史實。當時大華大戲院股份有限公司位於太平路155號，這份由大華董事長李治隆簽名、蓋章，寫給當時南京市長馬超俊，要求歸還戲院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報告，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了日軍侵佔公共資産的罪行。

　　南京淪陷後，地處市中心的大華大戲院被日軍侵佔，經營權被奪，戲院負責人離開南京避難，時間長達8年之久。1945年抗戰勝利後，大華負責人回到南京，清點後發現過去設施一流的大戲院慘遭蹂躪，損失巨大，不加大整理難以恢復往日規模。因此，這份遞交給市政府的申請報告，要求政府撥款儘快修復大戲院，讓南京市民享受正常文化娛樂活動。

　　部分檔案案卷披露

　　近2000份市民呈文

　　反映民不聊生，要求救濟

　　一家四口慘遭侵華日軍殺害

　　南京大屠殺案發生後，許多市民向各類組織和機構以及當時的政府撰寫了大量反映民不聊生、要求救濟的呈文。這些市民呈文的主要內容有：一是陳述八年之苦，控訴日軍暴行；二是反映人口傷亡要求索賠；三是要求政府幫助查找失蹤人員；四是反映工商業遭受巨大損失；五是反映市民房産財物損毀殆盡；六是反映宗教、公益、慈善團體財産損失。這些呈文近2000份，大都藏于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及南京市檔案館內，是研究南京大屠殺史不可缺少的、十分重要的史料。

　　夏蓓介紹，這些呈文分兩個時期形成，一是日偽時期，起止時間最早為1938年一二月間，其時正是南京大屠殺發生時期，最晚為1944年3月，距南京大屠殺發生時間已逾5年。此時正值南京淪陷，南京由日本軍隊或偽機關、汪偽政權所控制。二是抗戰勝利後，南京市先後成立了各類調查機構，分別調查敵人在南京的罪行、抗戰損失，特別是南京大屠殺案發生期間的日軍暴行。政府號召所有受害市民積極申訴日軍燒殺、搶劫、姦淫的暴行，因此在1945年至1948年間又形成了大量的市民呈文。這兩個時期的呈文從呈遞時間、呈文內容等方面形成了完整、系統的日軍在南京罪行的證據鏈，揭露了日軍掠奪、焚燒、毀壞南京市民財産的野蠻行徑，同時印證了南京大屠殺被害人數之巨的真實狀況。

　　其中一份“徐洪氏為家中四口遭日軍殘害事致何應欽呈文”，還原了一家中四口慘遭日軍殺害現場情景。這份呈文用毛筆書寫在宣紙上，時間為1945年11月8日，雖然經過69年歲月，但字跡仍十分清晰完整。具呈人徐洪氏，57歲，南京人，住大百花巷5號。徐洪氏説：“事變前家道小康，因南京戰爭全家避居難民區，不料日軍進城于冬月14日，氏(我)與家嫂王氏均被日寇姦污，當場王氏斃命。家弟幼卿(年39歲)見其妻被數名倭奴姦污致死，則哭跳咒罵，旋即(被日本兵)一槍斃死，復又一刺刀將幼卿之子云保(年4歲)戳死。氏目睹一家4口均死於日寇之手，氏則不欲生，即向井中一跳，豈料井裏無水系一枯井。忽氏女兒年僅15歲亦向井中一跳。經數小時之久，事後被美國維持難民區秩序之黃小姐聞悉，派人將氏和女兒打撈出來照相，將氏與女另外70余歲老母帶往黃小姐處避難，嗣後時蒙救濟，氏則忍辱舍恥偷生，迄今生活窘困異常……”

　  這段文字真實記錄了一個家庭遭遇。何應欽當時職務是民國政府陸軍總司令，這些證詞成為日後審判日本戰犯罪行鐵證，也是進行實證研究的第一手資料，彌足珍貴。

　　大量日本商人還霸佔南京市民房産開設慰安所、會館，這些情況也可從市民呈文中一窺究竟。

　　市民黃輝鳳是下關商埠街147號的主人，該處是一座3層洋式樓房，為黃輝鳳已去世的父親黃梓卿所建，黃家世代祖居下關商埠街經營商業。南京淪陷前，黃家過著殷實富裕的日子，日軍佔領南京後，黃家全家出逃，日商延吉秀吉隨日軍攻陷南京時，將黃家樓房及傢具全部侵佔、開設日華會館，內設妓院(即日本慰安所)。

　　不久，黃家回到南京，因居無定所，生活窘迫，遂與延吉秀吉多次交涉，要求歸還祖屋，延吉秀吉始終非常傲慢，對黃家的交涉不理不睬，最後只答應以月金30元作為房租，黃家惟有忍氣吞聲。但就是這“抵不上筷子”的租金，僅付至1938年7月止，此後竟拒絕支付。此外屋內的鐵床椅凳十余件傢具，被用得破舊不堪，損壞嚴重。房屋裏電表、電話也被搞壞。延吉秀吉侵佔黃家的房産還不夠，為了擴大慰安所的營業面積，又在黃家樓房旁邊一位董姓業主空著的宅基地上建造8間房屋以擴大營業面積。

　　夏蓓説，從遭遇看，黃家曾生活富裕，“中産階級的人家都遭此劫難，生活變得窘迫艱難。那些本來就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社會底層百姓，就更加度日如年、民不聊生。

　  日本扶持的偽政權下文成立慰安所

　　大華大戲院向政府申請的報告

　　在這批檔案中有一份比較特殊，經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顧問經盛鴻教授研究，這是目前唯一一份由日本扶持的偽政權——“偽南京市自治委員會”下文成立慰安所的檔案。

　　這份1938年“南京市自治委員會”關於總務問題之往來文書檔案，表面上看不出與“慰安所”有任何聯絡，翻開卷宗目錄，用鋼筆書寫的“函傳厚崗軍人慰安所軍樂隊喬鴻年先生來會領取演員酬金”引起記者注意。1937年12月13日，日軍佔領南京後不久，經日本扶持下的偽南京市自治委員會下文成立慰安所。在卷宗第37頁清楚寫著領取酬金原由：“1938年1月14日、15日，連續兩天在厚崗慰安所舉行遊藝會，慰問日軍部隊官兵，其費用由兵站司令部支付。”

　　4天后，慰安所老闆喬鴻年拿著日軍給的一張領款憑條，到南京市自治委員會下屬總務課領取酬金。經盛鴻介紹，結合自己多年研究證明，在南京檔案館中目前已發現關於慰安所檔案17份中，這份是最特別的，“演員”其實就是“慰安婦”，“酬金”就是軍方支付給慰安所費用。沒有日軍授意，偽自治委員會批准，這家慰安所喬老闆，有天大膽子也不敢去領這筆錢。“這也是日軍在南京成立慰安所一個鐵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