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價格改革的序幕，此後數十年，從一針一線都要國家定價，到商品和服務的價格最大限度地由市場決定，我國價格體系如何一步步從“計劃”走向“市場”？為什麼要推進價格改革？《中國經濟大講堂》特邀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彭森為您深度解讀。
嘉賓簡介
彭森---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以來，長期在政府部門參與政策研究、宏觀經濟體制改革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總體規劃工作。他見證了幾十年來一系列重大改革的決策過程。
彭森在《中國經濟大講堂》演講時指出，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一切商品的生産、商品的價格都是由計劃制定，由政府制定。但現在看來，政府來決定一切商品的價格肯定是做不到的。
彭森談到，改革價格體系、改革價格形成機制是一切市場化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新舊體制轉換的帶有根本性的、關鍵性的一個重大的任務和一個重要的標誌。過去專家認為，可以通過整個社會的生産、流通、分配的一個全部的計劃來模擬和確定商品的價格。但是在中國的實踐中，出現了很大的問題。在這種指導思想和理論指導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和計劃價格出現了很多弊端：
第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由於由政府來定價，商品價格不太考慮到整個社會和市場的供求關係，很多價格跟不上市場的變化，跟不上人們收入的變化。這樣也導致商品的價格遠遠地背離價值，違背了價值規律。
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北京市地鐵。北京的第一條地鐵線是1971年面向公眾開通的，當時政府定價一毛錢。一毛錢的票價現在看起來很低，但是當時在整個城市的公交系統中那還是最高的，那個時候汽車票價二分、三分、四分、五分、六分、七分一直到八分。但是這個地鐵票價它穩了幾年以後就需要政府大量的補貼，已經跟不上形勢需要了。但是過了多長時間才能調第二次呢？一直到1987年，我們的環線就是二號線通車以後，這才決定調一毛錢，變成一張票價兩毛錢。即使調了一毛錢，北京市物價局有沒有這個權力呢？沒有，北京市政府也沒有。最後還跑到國務院，要中央決定北京地鐵票調一毛錢。
第二個問題就是按照計劃經濟的決策者的考慮，價格應該是政府意志的體現，它可以用來作為經濟調控的一個工具。所以，如果國家的戰略發生了錯誤，那就導致整個價格政策也出現極大的問題和失誤，最典型的就是工農業産品“剪刀差”。計劃經濟當時這些經濟體都有一個問題，在開始的時候，都是把重工業優先發展作為一個國家的重大戰略。發展重工業它的資金從哪兒來呢？只好農業來做貢獻。所以農民當時出售農産品的時候，它的價格低於實際價值，而他購買工業産品的時候呢，那個價格是遠遠高於價值的，這個就是工農業産品“剪刀差”的來歷。所以中國的農民在過去從1957年到1977年的20年中，按照統計每人每年的收入只增加兩元錢。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平均每個農民從集體經濟能拿到的收入每年不超過60元。就是這種價格體系束縛了生産力的發展，挫傷了農民的生産積極性。
在這麼一種體制下最後導致了我們的計劃經濟就成為了短缺經濟，成為了票證經濟。從1953年開始，全國有的省就開始發佈票，然後很快全國普及。從1955年開始，糧食搞統購統銷，然後就發糧票，最後發展到我們衣、食、住、行，全部都要靠票證，就成為了票證經濟。買一個燈泡也要票，買一塊肥皂也要票。布票雖然是一個大類，但是分了幾十種，最小的規格可以半寸。當時買個帽子，或者買雙襪子、買雙手套都要票。這種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必須改革，按照小平同志的説法，不改革死路一條，只有改革才能解放生産力、發展生産力，在改革中價格改革首當其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