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網消息（焦點訪談）：日前，改革開放與中國扶貧國際論壇在北京召開，主題是“國際減貧合作：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過去40年來，中國實現7億多貧困人口擺脫絕對貧困，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中國的扶貧減貧成果，讓國際社會刮目相看。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表示：“我們不應忘記，過去10年，中國是為全球減貧作出最大貢獻的國家。”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前署長海倫·克拉克説：“中國最貧困人口的脫貧規模舉世矚目，速度之快絕無僅有！”那麼，中國扶貧減貧工作為什麼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呢？

在大山裏住了大半輩子，只會幹農活的農民李文成，半年前因為易地扶貧搬遷，第一次住進了縣城，有了自己的單元房，過上了城裏人的生活，還第一次有了一份工作，小區衛生監督員，每月能領到1500元的工資。

李文成原來的家在距離貴州桐梓縣城約70公里的黃蓮鄉，這裡海拔高，基礎設施差，氣候條件惡劣，貧困程度非常深。在李文成和妻子的記憶中，吃飽穿暖曾經是他們最大的奢望。

李文成一家當時的困境，其實是改革開放前貴州桐梓縣不少農戶的寫照，也是當時中國貧困人口的普遍狀況。1978年，我國設定的貧困線為人均年純收入100元人民幣，而達不到這個收入的人有2.5億之多。

如何改變這種大面積貧困的狀況呢？1978年底，中央工作會議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會議的一個重要成果就是把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安徽小崗村的“18個紅手印”邁出了農村改革的第一步，之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的確立和農産品價格調整使農民積極性普遍提高，收入普遍增加。到1985年，中國解決了其中一半人口的溫飽問題，農村貧困人口剩餘1.25億，年均減貧1786萬。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扶貧研究院院長汪三貴説：“這個階段貧困人口的減少主要是依賴改革，特別是農村的改革。制度性變化，比如聯産承包責任制的實施，市場的改革，讓農民有更多積極性從事生産，並且給他提供更多機會，激發農民的積極性。通過這個方式，大幅度提高農業生産率。很多很窮的人在這個過程中開始脫貧，解決了基本的溫飽問題。”

然而體制的改變並不能解決一些區域性貧困的根本問題。像李文成所在的桐梓縣，儘管糧食增産，但自然條件有限，溫飽依舊成難題。

1986年，國務院成立了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至此，我國的扶貧減貧工作建立起了一套以政府為主導的體制機制。同時，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中國經濟實現了持續的高速增長，國力不斷提升，這給扶貧減貧提供了堅實的經濟保障，起到了良好的拉動作用。

在此後近30年的時間，國家不斷出臺有連續性的扶貧政策，設立階段性減貧目標，針對貧困縣、貧困村和貧困區進行了以區域性開髮式扶貧為主的扶貧工作。

張琦説：“在扶貧脫貧資助救助的同時，如何從産業和能力發展中提升，更加有可持續性？國家在這方面增加了産業、就業方面的支持，從輸血變成造血功能的提升。”

加強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改善基本生産條件，幫助農民發展種養業，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等等成為了這一階段扶貧的主旋律。截至2010年，按照年人均純收入1274元的扶貧標準，全國農村貧困人口已減至2688萬人，佔農村人口的比重下降到了2.8%。

2001年到2010年，桐梓縣也獲得了財政扶貧資金6250萬元，但有限的資金對於全縣130多個貧困村、十多萬貧困人口來説顯得有些杯水車薪。

桐梓縣的貧困人口依然還存在一定規模，區域性開發並不能解決所有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而隨著經濟的持續增長，2011年，我國提高了貧困線標準，從過去的年人均純收入1274元提高到了2300元，貧困人口增加到了1.28億人。2011年年底，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了《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目標是，到2020年，穩定實現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從2016年到2020年，我國要脫貧7000多萬人。這部分人，是最難實現脫貧的。

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的十八洞村考察時，首次作出了“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精準扶貧”的重要指示。中國扶貧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李文成和他的鄰居們，這些居住深山多年都沒有辦法徹底脫貧的困難戶被精準識別出來，如何讓他們脫貧並且不返貧，成了當地政府必須要攻克的一個難題。

貴州桐梓縣黃蓮鄉芭蕉溪村支書程淵説，請了很多農業方面的專家，都束手無策，因為這個地方的耕地特別陡，根本沒有辦法耕種，搞發展搞産業特別困難。

根據中央有關精神，對於李文成家所在的黃蓮鄉芭蕉溪村高子灣組這種“一方水土難以養活一方人”的地方，實施易地扶貧搬遷成為一條根本性的措施。2016年，高子灣組24戶農戶被確定為整組搬遷戶，但最初李文成對搬遷並不積極。他覺得沒有在城裏呆過，工作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李文成的擔心不無道理，一輩子種地的農民如何能在城裏紮下根？縣裏創建了服務管理、就業創業和産業發展三大體系，綜合解決易地扶貧搬遷後續扶持和遷後發展。

貴州桐梓縣委常委、移民局長王念橋介紹，目前2016年、2017年搬遷的群眾，已經每家都保證了一個人穩定就業。

2018年農曆正月十六，高子灣組24戶農戶踏上了搬遷之路，58歲的李文成一家和鄰居們也開始進入了脫貧後的新生活。

李文成一家的經歷只是這幾年來千千萬萬個經過精準扶貧而脫貧的家庭的縮影。通過扶持生産和就業，通過易地扶貧，通過生態保護，通過教育扶貧，通過低保政策兜底等等，因人因地施策，因貧困原因施策，因貧困類型施策。黨的十八大以來，全國農村貧困人口從2012年末的9899萬人減少到去年末的3046萬人，累計減少6853萬人，減貧幅度接近70%；貧困發生率從2012年末的10.2%下降至2017年底的3.1%，年均脫貧人數1370萬人，貧困縣減少了153個。

今年9月，桐梓縣成功摘掉了貧困縣的帽子。到今年年底，我國將減少貧困縣270個左右，減少貧困人口1000萬左右，離2020年的脫貧目標更近了一步。

在40年的減貧過程中，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減貧事業給予了不少支持和幫助，同時，我們也為世界的減貧事業提供了中國智慧和方案。

40年來，中國的減貧成就舉世矚目。從輸血式的扶貧到區域性開髮式扶貧，再到如今的精準扶貧，回顧中國扶貧40年的歷史，扶貧事業能夠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是改革開放提供了強大的驅動力，是經濟的持續增長提供了強力的保障，是持續的扶貧政策提供了堅實的基礎。目前，中國還有3000多萬貧困人口，世界上仍有7億多人口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消除貧困依然是中國和世界發展面臨的最大挑戰。這需要我們繼續加強“國際減貧合作：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