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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打破“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怪圈?

CCTV節目官網-CCTV-2 中國經濟大講堂 來源:央視網2018年10月09日 11:21 A-A+

網店售假、虛假海淘、信息洩露、網絡融資詐騙屢屢曝光。互聯網飛速發展的時代,市場監管面臨怎樣的新挑戰?什麼是好的監管?什麼是不好的監管?兩者的本質區別究竟是什麼?重量級嘉賓姚洋走進《中國經濟大講堂》,為我們深度解析。

嘉賓介紹

姚洋,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他長期致力於中國經濟發展、新政治經濟學等領域的研究。曾經兩度獲得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姚洋在《中國經濟大講堂》演講時表示,中國經濟在過去四十年裏是非常成功的,這離不開好的監管。姚洋在演講過程中對好的監管和壞的監管的區別進行了分析。

什麼是好的監管?

姚洋用三個事例介紹了什麼是好的監管。

1 中國的匯率制度

姚洋介紹,中國匯率制度的發展大致經過三個歷程。第一個階段是從八十年代初期到1994年,我們是匯率雙軌制,一種是市場匯率,一種是政府制定的匯率。目的是一方面要鼓勵出口,另一方面要限制進口;第二個階段就是固定匯率階段,從1994年到2005年,我們計算過,固定匯率對人均國內生産總值的累計貢獻大概是11%左右;第三個階段是從2005年到現在,我們實施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我自己的解讀就是過去四十年來我們的匯率制度,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支持了經濟的發展,同時也滿足了我們一定的社會的目標。”

2 中國的資本項下管制

姚洋指出,直到今天,中國仍然沒有取消資本項下的管制。姚洋表示,中國從來沒有發生過國際金融危機,這跟中國對短期資本的管制是高度相關的。中國曾經出現過資本的外流,但是由於資本管制,我們控制了資本外流的速度,把這個問題控制在可控範圍之內。其它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有資本的自由流動,但最後一旦遇到了風吹草動,那結果是非常糟糕的。

姚洋舉例説明:“我去美國讀書,巴西同學告訴我説,要想找到世界上最好的經濟學家一定要到巴西去。為什麼?巴西當時的通貨膨脹率每個月20%,你月初拿到工資,如果不花掉,月末20%的購買率會自動消失,所以巴西每個人都必須是很好的經濟學家。卡多佐當上總統之後,把惡性通貨膨脹抑制住了,他的聲望非常高,結果莫名其妙。亞洲金融危機波及到它,索羅斯到處籌集資金,造成了巴西資本外逃,巴西雷亞爾狂貶。這時候著名的經濟學家克魯格曼跟卡多佐説你應該學馬哈蒂爾,把資本自由流動控制三個月。馬哈蒂爾在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在馬來西亞讓資本三個月不準自由流動,所以馬來西亞是受到影響最小的。但是卡多佐回答,巴西不想墮落為亞洲的三流國家。克魯格曼的回答也是非常地尖刻,都快死掉了還有什麼自由可言。阿根廷在這之前也是惡性通貨膨脹,它採用了一個所謂聯絡匯率制度,實際上把自己本國的貨幣比索美元化,是固定匯率,一下遏制了惡性通貨膨脹,政府不能髮發鈔票了,通貨膨脹沒了。但是它的出口基本上只有一個國家,就是巴西。巴西的經濟一垮掉,阿根廷的經濟也跟著垮掉,它的外匯來源就不足了,儘管它的政府負債很低,可是比索就是支持不住了,要貶值,大家開始擠兌。阿根廷發生危機是在2001年年末,從12月20號到下一年(2002年)的1月1號換了五個總統,止不住了。所以發展中國家,短期資本的流動實際上是非常具有破壞性的。”

3 中國的勞動保護

中國1995年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姚洋認為,那個時候出臺《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執行的條件是不太成熟的。其中有兩方面原因:第一、當時國人的收入水平還很低,發展是第一要務,如果嚴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其中一部分企業會受不了;第二、剩餘勞動力非常多,工人為了工資跳槽頻繁。這導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的執行一直比較差。2008年,又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這個時候我們國家的整個人口狀況還有經濟狀況已經有所不同。我們開始出現了用工荒,勞動力緊缺,勞動工資大漲,新一代的工人也進城了,他們的意識和老一輩的工人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們的企業在上一輪的經濟增長裏,財富、能力已大大加強,他們對這種比較嚴格的勞動標準的承受力也增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頒布之後,過去這十年執行是越來越好。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告訴我們,立法一定要跟經濟和社會的現實情況結合起來,不能過早,過早就無法執行。”

什麼是不好的監管?

在《中國經濟大講堂》演講過程中,姚洋例舉了發生在身邊的監管不當的行為。

姚洋指出,小區的停車問題表現出監管的重要性。他所在的小區是北京開發比較早的小區,當時是按照1:1.2來設計停車位,基本滿足了住戶的需要。可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小區車輛越來越多,停車位就不夠了,出現亂停亂放的行為。直到出現了一名收費員,才改變了這種狀況,大家按月給他交錢,有人管理,車輛停放變得井井有條,但當收費員離開後,又沒人管理了,大家又開始亂停了,導致早晚高峰堵車嚴重。“收費人的離開是因為他亂收費。我們國家有一個法律,小區道路不能用作收費停車場,也就是説應該免費停車,可是免費的東西就會供不應求,它就會産生我們經濟學家叫什麼?租金就是價格,大家就會去競爭那個租金。收費人來收費,他拿走了租金,在某種意義上給我們建立了一種産權,我們交了費的人就應該有個停車位,那些沒交費的他在某種意義上就承認了我們這樣的一個産權,他不會來亂停。”

姚洋表示,知假買假也是導致不好的監管的原因。“拼多多創造了上市的奇跡,可是這個拼多多它賣的東西都是似是而非的。王海打假打了十幾年,去年不能打了,但是我們要想一想,那些造假貨的,如果沒有人去監控他們,這個損害到底有多大?知假買假是不是就是他內心就是惡的。就像王海其實一開始,也不是説帶著這種惡意去的。我們想要的那種社會結果和這個道德問題,能不能唯一地用道德作為標準來評判這些監管,這是需要我們考慮的。”

姚洋在演講時闡明了他的觀點,好的監管和壞的監管之間,需要理性的思考,做到理性,監管就會做得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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