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近年來我國勞動年齡人口逐年減少，土地、資源供需形勢變化，生態環境硬約束強化，“數量紅利”正在消失，支撐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必須由生産要素大規模高強度投入，轉向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的提升。實現“高質量發展”，我們還面臨哪些挑戰？《中國經濟大講堂》特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為您深度解讀。
嘉賓簡介
王一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生導師。他長期從事宏觀經濟問題研究，先後在國內外重要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和理論文章一百多篇，獨著、合著、主編學術著作10余部。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改革是轉向高質量發展一個最根本的途徑，當然，在改革的過程中我們也面臨一些嚴峻的挑戰。
挑戰一傳統發展方式慣性大
傳統的發展方式它的慣性很大。想要把它扭轉到新的軌道、要扳過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樣很容易就形成路徑依賴，習慣過去的做法。王一鳴指出，我們過去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最常用的辦法就是擴大投資、搞刺激。為什麼不能再過度地依賴投資去拉動增長呢？最基本的一個道理就是投資的邊際效率不斷降低。我們每新增一塊錢的投資，它的産出會越來越低。在投資效率下降的情況下，想要保持産出的穩定性，就需要更多的投入，這樣就會産生更高的負債。我們的杠桿率，也就説我們總的負債規模與GDP（國內生産總值）的比值會越來越高。“我們經常説一句話叫‘樹不能長到天上去’。如果負債過高，總有一天就會以這樣或者那樣的形式錶現出來，主要體現在金融風險。所以我們不能走下去，又回到老路上去。”
挑戰二
結構性矛盾突出
在《中國經濟大講堂》演講中，王一鳴對中國經濟存在的結構性矛盾進行了分析。
第一點，比如在實體經濟領域，供需的結構性矛盾，又叫供需的錯配。我們的需求在不斷地升級，高端化、個性化、服務化的需求所佔的比重越來越大，我們的服務消費差不多已經佔了消費的50%左右，我們越來越多購買的是服務，而不是商品，我們的需求正在升級。而供給端是什麼呢？鋼鐵、煤炭、玻璃、建材這些傳統工業比重很大。現在消費需求在迅速升級，而供給跟不上升級的步伐。
第二，金融和實體經濟的結構性失衡，就是我們以前説的叫脫實向虛。那金融為什麼要脫實向虛？如果實體經濟很賺錢，它為什麼要脫實向虛呢？這説明實體經濟效率不夠高。我們可以看到有些公司凈資本回報率逐年下降，就是因為資源不能有效地流動了，該退的退不了。
第三，房地産和實體經濟的失衡。房地産佔用了很多金融資源，而金融資源又不願意流到實體經濟去。為什麼願意流到房地産呢？因為房地産還有回報。但房地産能創造價值嗎？能帶來我們的創新嗎？能帶來我們技術進步嗎？
挑戰三
發展不平衡、不充分
王一鳴指出，我們的發展不平衡，矛盾也很突出。對一些發達地區來説應該轉型，但是還有很多落後地區的人均GDP（國內生産總值）的差距還是比較大的。我們沿海有十個省份，人均GDP（國內生産總值）2015年就超過了一萬美元了，有的省份按世界銀行標準已經進入到高收入的標準了。但是，還有內陸一些省份差距還很大，發展存在差異性，這也是我們面臨的一個現實的問題。
挑戰四
體制機制存在制約
我們有些改革還沒有完全到位，政府與市場的邊界還要在實踐中不斷地調適。我們有些地方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過多，扭曲了資源配置。王一鳴進一步解釋，我們土地是很稀缺的，但是有些地方為了招商引資、工業開發，居然可以搞零地價或者叫變相的零地價，這不就是扭曲資源配置嗎？越缺的東西應該越貴呀！價格的扭曲帶來了這種資源的錯配，這些都是體制上要解決的問題。
挑戰五
政府管理方式不適應
王一鳴指出，以前我們圈地，招商引資下指標，招來項目都有獎勵，這一套熟門熟路。現在説我要轉向高質量發展，怎麼下手？怎麼幹？我們要提高質量，要有一套標準體系，要有一套績效考核體系，這些都是面臨的新的課題。轉向高質量發展這麼難，我們還轉不轉？有的人説乾脆別轉了。不轉會有什麼後果呢？在中等收入階段就止步了。王一鳴進一步分析了中等收入階段的一些經濟體的變化。韓國、日本進入了中等收入階段以後，人均收入持續地增長，很快就進入到高收入階段。同樣有很多國家，阿根廷、巴西、馬來西亞、墨西哥，它們就在這個區段持續地徘徊，因為它們的經濟沒有轉變。
我們要提高質量，要有一套標準體系，要有一套績效考核體系，這些都是面臨的新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