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很喜歡娜姐，欣賞她的率真，直接，睿智，幽默，但每次想到她的愛是有前提的，每次當她對中國記者刺耳的言論，以及新聞發佈會上擺出的冷臉，就會想到：中國的體育記者真是苦逼，一個個大牌對你甩臉，你還是要苦哈哈地跟在後面，寫一個個讚美性的文字。真的希望，我們能放下追逐她的步伐，我們的環境能對這種大牌少一點溺愛，多一點勸誡，讓她生活在正常的職業環境裏，正像她對國外記者説的那樣。也真的希望，娜姐能學會管理好自己的情緒，放下對中國媒體的“傲慢與偏見”，在輸球後，學會説一聲“我會再努力”。

　　網球記者喜歡用“熟悉的陌生人”來定義李娜：一方面，她用賽場上一個個ACE球轟出勝利之炮，幫助記者妙筆生花；另一方面，她也會時不時讓記者體味一下失語的滋味，甚至有客串“場下姜山（李娜丈夫）”之感。

　　法網第二輪，一位網球記者有幸體驗了一把——他問道：這是你參加法網以來的最差戰績，能否對中國球迷説點什麼？娜姐聞後，臉色一沉，飆出那句遭受詬病的回答：只是輸了一場比賽而已，難道我要三叩九拜向球迷道歉？

　　作為同行，竊以為這位記者老兄的提問確實有些缺乏技術含量。但與其他大牌職業運動員相比，作為接受過WTA專業訓練的運動員，作為有著千萬擁躉者的明星，李娜在眾多為之難過的粉絲面前做如此表態，多少有失水準和不近人情。

　　“她的回答沒有比以前更好，也沒比以前更差。假如突破個性的邊界，演變成對觀眾或體育迷的一種明顯冒犯，受損失的就一定是自己”，央視主持人白岩松如此評價。過去幾年，這個華中科技大學新聞系的畢業生，最樂於進行的遊戲就是和中國記者針鋒相對，。在她的言語中，到處夾雜著“你們別給我坑挖”“你們到底要寫什麼？”這樣的言語。

　　作為中國體育全球化的頂尖産物，李娜無疑屬於成績優異者。這體現在她能安排好自己的團隊並能在關鍵時刻拒絕感謝官方而感謝團隊。她稔熟于國際通行規則，並基本能友善地面對國際媒體，常常表現出睿智幽默，很多媒體宛若看到又一個姚明。

　　“我也知道好多人説我為什麼對待國外媒體態度好一些，因為國外媒體問的只是説你今天這場比賽怎麼樣，國內更多八卦于比賽以外”，這是李娜曾給出的解釋。事實上，在對李娜的諸多報道中，國外媒體也熱衷於場外行為的報道。李娜在媒體上搞區別對待，也許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説到底，還是（源於）中國職業體育的不夠成熟”，有專業人士指出。

　　在中國體育界，金牌基本可以説是唯一的衡量標準，特別是在中國羽毛球總教練李永波公開提出後。很多時候，它是體育總局乃至媒體輿論評判隊員的唯一標準：如若成績優異，表現不好那叫“個性”；成績不好時則對不起，那就是“壞小孩”。關於這點，或許林丹的感受最為深刻——在雅典奧運會的“林一輪”之後，“超級丹”遭遇了最為漫長的性格甚至道德拷問。但在北京奧運會後，“批判”迅速演變為“誇讚”——偶爾耍耍脾氣，也會被歸於某種性格的標簽。

　　具體到李娜，其法網冠軍的頭銜足以讓她位列“被優待”之序，而她也享受了持續一年多的鮮花和掌聲。而她也開始了又一輪“特立獨行”：她用武漢話讓姜山滿場飛奔；她炮轟過網球管理中心領導（比如體制問題，獎金分配問題甚至奧運配對）；她還讓“不懂規矩”的中國觀眾“SHUT UP”。

　　客觀來説，李娜的這些“越軌”行為不無合理成分：它直接促使不夠職業的行為收斂，僵硬的體制也出現鬆動，包括媒體和球迷，也開始審慎自己的不足。有的媒體甚至總結出對李娜採訪的“三不”定理：不談技術、不談年齡、不談心理。

　　但刻意迎合的結果很可能是使對方率性成為常態，冷語成為習慣。

　　在職業體育中，球迷，媒體，球星甚至俱樂部，缺一不可。媒體多元化對於網球等職業賽事的全方位報道，將賽事信息（包括贊助商的品牌形象）源源不斷地傳遞給大眾。可以説，如果沒有媒體的參與，網球很難發展到如今的階段；而沒有贊助商、沒有鉅額獎金、沒有球星包裝甚至沒有人願意當職業球員。當然，李娜本人也就不可能擁有13個贊助商，以及數以億計的財富積累了。

　　但在中國，我們更多看到的是一種倒置結構：在産業鏈條中，球星掌握著唯一的主導權，這導致球迷、媒體甚至官方只能像仰望星星一樣對待他們。一方面，明星的“氣性”越來越大；另一方面，他們自身的壓力也越來越大，因為他們能夠依附甚至存在的前提只有勝利。為此，白岩松警告各方面，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李娜一個人身上——“（真要如此）娜姐和我們都瘋了。”

　　真的希望，大家能放下追逐李娜的腳步，也真的希望，娜姐能學會管理好自己的情緒，放下對中國媒體的“傲慢與偏見”，在輸球後，學會説一聲“我會再努力”。這樣，或許才是成為年界30的李娜走出目前瓶頸的途徑。

　　（楊旺，《第五頻道》雜誌執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