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世鐸下課就能解決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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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網2005年2月25日訊　閻世鐸時代終結，謝亞龍時代開始，中國足球在瀕於崩盤的亂局中完成了朝代更替。謝亞龍如何面對中國足球的種種沉疴，各方在拭目以待。中國職業足球呼喚的是真正科學化、民主化、市場化的管理，閻世鐸的背影，是否意味著一個舊體制真正的結束？不管怎樣，新面孔的出現為人們帶來了希望。

    他的比賽結束了

    閻世鐸受夠了，決定不再跟陌生人講話。連續2天，他不接聽手機，當記者把電話打到他家裏的時候，一個跟他一模一樣的嗓音説，“你打錯了。”半年來，這個聲音每次開口説話，都會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加以嘲弄。可是，如果他曾是發生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領域的一個錯誤的選擇的話，那麼作出選擇的也並不是他自己。2月17日，他在體育總局領導宣佈自己離職的會議上表示“換我換晚了”。

    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面對假球，閻世鐸的辦法是要求各俱樂部老闆“以人格擔保”，把職業道德提高到很高的高度，可是他自己的信用卻備受詬病。“G7革命”正酣，他向投資人承諾“一定要把改革進行下去”。2004年10月22日，閻世鐸表示同意投資人的要求並聯合發表公文，然而僅僅兩天之後，他就陡然翻臉，彈壓“造反派”，甚至不再接聽“兄弟”們的電話。

    這與他應對浙江綠城俱樂部董事長宋衛平的方式是一樣的。面對後者的揭黑行動，他也曾表現出同仇敵愾的激情，但一段時間後就不了了之，等待對手二鼓而衰，三鼓則竭。

    當國奧隊戰平印尼隊後，他抱著湖北球迷大哭，並深鞠一躬。5年來，他為中國足球的遭逢際遇而傷懷、感動、歉疚，在各種場合潸然淚下。這與他的諸多豪言壯語形成了鮮明對照，在眾人面前構成了一個人性化的領導者的形象。

    在初到足協的兩年裏，閻世鐸確實體現出了他的活力。在經歷了王俊生時代之後，球迷們需要活力的徵兆，哪怕它來自一個孔雀型的領導者。不過在很多時候，這種活力體現出一種“新政”的特色，往往無關事情的本質。2001年1月，深圳召開全國足球工作大會，他要求所有與會的足協官員都乘坐火車前往，似乎這兩天的隆隆車程可以勵志，可以倡廉。

    這次會議上，閻世鐸提出了“人民足球”。從這時起，他劍走偏鋒的一面展現出來，違背規律和常識的舉措不時拋出。

    十強賽後，出於至今未被公佈的原因，兩位足協副主席南勇與張吉龍被剝奪了負責國家隊和聯賽的權力。此後，權力向閻世鐸個人高度集中，責任、壓力和風險也高度集中于這位不信規矩的管理者自身。

    為了讓甲A升級換代，他推出“中超”概念，中國足球為之耗費了大量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源。為了豪賭2002世界盃十強賽，他第一次停止升降級。2004年2月，足協公佈“中超元年”賽程，聯賽賽程為了給國字號球隊讓路而支離破碎。彈壓了“G7革命”後，又宣佈聯賽只升不降，並實行NBA式的南北分區賽制。

    在此過程中，他採取的是一種大幹快上的方法。中國足球的微薄資源，無論品牌、人氣和資金，都在這種行動中被大量消耗。

    可以讚美的是，閻世鐸是一個不容易服輸的男人。在惡評如潮的當口，他還在試圖抓住最後的機會，在這場個人命運的比賽中挽回比分。可惜的是哨響了，他的比賽結束了。

    “我們又重新愚蠢起來了”

    聽到閻世鐸下課的消息時，謝暉正在康橋訓練基地裏壓著腿，準備參加與南京有有隊的教學比賽。在那10天以前，他剛剛以自由球員身份與上海申花俱樂部簽約，拿到了一份稅前年薪100萬元的合同，另外按出場時間長短，最多還可得到80萬元的獎金。這比他前年在重慶力帆的收入少了一半兒還多。比賽結束後他在房間裏翻看上海當地的報紙，發現到處都是閻世鐸下課的消息，好像在慶祝什麼似的。

    “這種慶祝是最大的悲哀，以為這就能解決大問題，”謝暉説，“其實什麼都不會變。”

    1994年足球改革以來，他走過了一個職業球員的典型歷程———成名，轉會，與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見識得越多就越悲觀。在德國亞琛和菲爾特俱樂部的4年使謝暉認識到，中國足球的職業化徒有其名。可是他並不嘗試去改變，在俱樂部訓練時，他看到很多做法違背足球規律，也只是笑笑對身邊的隊友説聲“不對”。他認為，在新生代足球人才不能進入中國足協高層的狀況下，做任何努力都是徒勞的。

    2月17日這天，另一位足球職業化11年以來的知名球員陳波，已經到了新加坡，成了中國足球降級版“留洋潮”的一分子。“目前工作太不好找，能夠有個地方踢球就不錯了。”他説，“如果國內足球形勢好的話，這裡的大多數球員都不會來新加坡。”2004賽季結束後，中超聯賽崩盤，導致大量球員失業，他們中的一些名氣較大者得到了加入新加坡新麒隊的機會，其中包括姚立、羅彤亮和崔肖佳。

    陳波説，他們拿著很低的薪水，只是想通過比賽來保持自己的狀態，以等待明年國內聯賽恢復升降級的好時光。

    就在3年前，陳波還渾身披掛“范思哲”服飾，挑剔洗髮水的品牌，為此寧願驅車兩小時從天津泰達俱樂部的駐地到北京去買。剛剛回到國內時，謝暉整個賽季都住在五星級酒店裏，主要原因是那裏的沙拉不錯。

    如今，美好時光已成追憶，球員們開始思考中國足球何以至此。“中國足球沒有什麼理性，好多事情都太瘋狂了，”謝暉説，“足協和‘G7聯盟’在那兒吵啊吵啊，都是瞎説對瞎説，每個行動、每個細節都是急功近利的。有時候你會覺得可笑，明天早上太陽就不再升起了嗎？他們怎麼可以不考慮後果？”

    對於德國的完備高效率的14級聯賽建制，謝暉讚嘆不已。他認為，中國足球“洋務運動”的程度不夠是一切問題的癥結所在。現有的成功模式就擺在歐洲，誰都可以看到，中國足球卻總是愛好獨創。

    僅僅從職業足球的角度講，謝暉反對閻世鐸。“取消升降級是最愚蠢的！”他説。不過中國足球的問題並不是這一個人造成的。“什麼是職業足球，這個圈子是沒人懂的。沒人懂的你知道嗎？”

    2004年11月17日，導致閻世鐸最終出局的那場中國隊與香港隊的比賽之前，著名的足球記者李響坐在看臺上與一位英國記者聊天。英國記者説，他希望今天中國隊失敗，因為只有失敗才會令中國足球清醒。他舉例説，海瑟爾慘案發生後，英國人才重新思考自己的足球發展方向。李響回答説，對於中國的足球來説，進入世界盃是最重要的推動力，失去這個目標也許更可怕。

    “中國足球總是一遇到失敗，就重走老路。”她告訴他。

    當晚中國隊沒有拿到足夠多的凈勝球，其中的一個原因，是教練組和足協官員在最後時刻出現了算術錯誤。“你説中國足球是什麼，它不是扯淡嗎？”《足球》報的資深記者李承鵬對本報記者抱怨，“算術都算不好的人怎麼能不反對改革？”正如李響預料到的那樣，閻世鐸又一次表現出了令人咋舌的想象力，決定釜底抽薪，停止升降級，並建議實行南北分區賽制，以便讓職業足球這鍋沸騰卻燙手的粥冷卻下來。

    1995年，上海申花憑藉著年輕人的衝勁，擊敗了暮氣沉沉的眾多對手，“搶”來了聯賽冠軍，4年後謝暉反思説，“那是幼稚對愚蠢的勝利。”在歷時近5年的閻世鐸時代，人們看到的是，中國足球消磨了當年的激情。

    “用了這麼久我們也沒能走向成熟，”謝暉説，“現在我們又重新愚蠢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