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的職業化,意味著足球的市場化,産業化時代的到來,職業聯賽改變了足球由政府撥款的計劃經濟模式,足球投資人應運而生。14年來,中國足球的投資人“城頭變幻大王旗”,換了一茬又一茬,好像只有北京國安的資本結構未變,其他的都“翻天覆地,換了人間”。這就形成了中國足球一個特殊的現象──足球的老闆經常比足球教練換得還快。
楊塞新不玩足球玩籃球
──資本從涌入到逃離
楊塞新不玩足球,改玩籃球了。他的解釋是:“在足球圈,隊員玩教練,教練玩俱樂部,俱樂部玩老闆。”籃球聯賽也許不好玩,但起碼不用擔心被籃球玩了。有時候,你會覺得像楊塞新這樣的投資人被足球折磨得挺可憐。他早就想涉足籃壇,卻一度遭到籃管中心的“歧視性”對待。籃球圈內的人就怕足球資本把CBA的水攪渾了,儘管這樣的猜疑毫無道理,但鋻於搞足球的名聲都不佳,楊塞新也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説不出。按照相聲大腕郭德剛的説法──X的,找誰説理去!
然而,14年前不是這樣,甚至10年前也不是這樣,職業化初期,足球不敢像中石油去年A股上市一樣,為了二級市場熱賣,熱捧自己是亞洲最賺錢的公司。但早期甲A聯賽的確紅紅火火,球迷群體呈幾何級數膨脹,市場呈核聚變般火爆,大有成為中國最賺錢産業的態勢。資本的本性是逐利的,哪個地方賺錢,它就義無反顧地衝進去。早期的聯賽,各地政府也把足球當作培育城市精神,打造城市名片的政績工程來抓。一時間,足球聯賽讓資本和權力都感到了興奮。
然而,“資本”的算盤打錯了。中國的職業聯賽越來越成了燒錢不賺錢的行當,球員的腰包鼓了,老闆的錢包緊了。多年以後回首才明白,我們的職業聯賽是偽聯賽,我們的足球市場是偽市場,在這個偽劣的聯賽和市場中,我們製造的足球産品也是假冒偽劣殘次品,比如假、賭、黑;比如球場暴力,比如屢戰屢敗。資本從最初撞破頭涌入到恨不得插上隱形的翅膀,紛紛逃離。總的來説,資本已經將中國職業聯賽視為畏途,別玩足球,當心被它玩了。
朱俊是真搞足球嗎
──足球老闆為何急功近利
問題是,到底是資本錯了,還是職業化錯了。似乎都有問題。逐利是資本的本性也是原罪。眼下的中國還沒有誕生出把投資足球純粹當做公益事業的投資人,大部分投資足球的老闆搞足球一定想著賺錢的,要麼通過足球本身賺錢,要麼把足球當做賺錢的載體,為他們的主業汽車,比如當年的李叔福為了成為廣州出租車市場獨家供應商,贊助廣州足球;比如重慶力帆為贏得摩托車出口退稅的批文,以及一塊商業地皮,才願意搞足球。
第一種通過足球本身賺錢,也就是所説的“以球養球”,指的是足球産業化。但中國足球産業沒有固定的盈利模式。國外聯賽已經很明確──票房、俱樂部産品、電視轉播收入三大鏈條。而中國足球聯賽在三個盈利的鏈條上都掉了鏈子。投資足球只剩下第二種,把足球當做廣告來打;於是,我們看到中國的職業隊每年的冠名經常在換,而且是長長一串的令人眼暈的隊名,閱讀的語感有點像韓喬生的名言“以迅雷不及掩耳盜鈴兒響叮噹仁不讓”等等,諸如此類。中國足球職業聯賽其實是中國足球企業廣告贊助聯賽。當投資人不把足球當産業,僅當做一個廣告球隊,怎麼可能從長計議,怎麼可能不急功近利!比如還在玩足球的申花的老闆朱俊,他根本不在乎足球承擔的社會責任感,而是拿足球,甚至拿自己吸引眼球,吸引注意力。幾天前,他在上海灘振臂高呼“拿到中超冠軍,獎金500萬元。”據説,這不是為足球,而是為他的網絡遊戲提高人氣。
關於朱俊,一個上海足球記者説,假如朱俊的網絡遊戲事業垮掉,這個足球狂人一樣會拋棄足球。儘管他本人很喜歡足球,喜歡替主教練制定技戰術,喜歡親自登場,但他的本質是個商人。
武漢光谷:搞足球不賺錢,還裏外不是人──不圖利圖個名也不行
當然,在中國不是所有的足球投資人都希望從足球中得到源源不斷的現金流。在中國搞足球最穩定的還是那些國企背景的大集團,他們的確沒有想著通過足球賺錢,實際上,像國安和魯能這樣的大公司也看不上足球賺的那點錢。他們搞足球的確想著擔當著所在地區的社會責任,顯示自己的社會地位。但如今這些投資人也開始迷惘了。原因很簡單,中國職業聯賽的惡劣、混亂的環境,公眾輿論對中國足球呈一邊倒的負面評價,讓這些國企投資人也覺得搞足球要承擔身敗名裂的風險。
北京國安俱樂部總經理羅寧最近説過:“我們還搞不搞足球,的確很困惑,在這個圈子裏,你不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是呀,在一個是非混亂,好壞難分的環境中,做老實人一定吃虧,但誰都不會説自己不老實,於是都裝老實人。國安俱樂部在這個圈子浸淫時間最長,是不是老實人不好説,但羅寧的確點出了如國安這樣投資人的困惑,“我們搞足球一年投入幾千萬元,就沒有想到賺錢,就是為了回報社會,承擔社會公益責任。但搞足球,不賺錢,還挨罵,裏外不是人,那麼繼續搞足球究竟為了啥!”而武漢光谷總經理徐志強説得更乾脆。他最近對記者説,武漢退出中超,一點都不後悔。
關於未來,中國足球很困難,中國足球的投資人則是困難加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