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新泰市新考選7位副局級幹部中有6人是“80後”，最年輕的只有23歲，已經引發了輿論的高度關注。

　　“80後”走上政治舞臺，應當視作一種必然趨勢。實際上，80後榮升處級、局級、廳級早已大有人在。某某是誰誰的人，是哪個領導的兒媳之類，固然一時也可能讓社會輿論在猜疑中熱火幾天，但別説真去揭開那一層選拔暗箱的幕布，厘清什麼程序公不公之類的貓膩了，就是想得到一個合乎邏輯、合於理性，資訊稍微豐富一點的答覆，大多也是枉然。

　　從擬提拔人的家庭背景到考選的程序正義，從官員的任職經歷到官場的權力庇護慣性，雖然質疑的聲音甚囂塵上，但顯然無法阻擋“80後”官員的幸福生活。

　　我之所以用幸福生活來定義“80後”官員的存在狀態，是以實際上存在著的一個“80後社會”為參照係的。除了“80後”官員外，房奴、節奴、卡奴，蟻居、蝸居、蟄居，月光族、啃老族、窮忙族，就業難、婚戀難、升遷難.……不用一一列舉了，一些本來應該與青春無關的辛酸詞彙早已凸顯出“80後社會”整體的艱難狀況。

　　從人生經驗、人生財富與年齡和代際分配的規律看，“80後”正進入了一個艱苦奮鬥的積累期。著眼于當下，“80後”公務員多到基層鍛鍊，在提拔之前多一些艱難困苦環境鍛鍊的間隔期，少一些坐直升機式的莫名其妙，最有必要。

　　“80後”官員的跳躍式發展、火箭式提拔有無必要，我們當下最為缺乏的是與“80後社會”對比式審視和論證。顯然“80後”官員的幸福生活，不僅是對“80後社會”的不公平，而且終究因有違人生的成長規律而不利於年輕幹部真正堪當大任。從根本上説，“80後官員”基於服務社會面向未來的使命，使他們無法自外于“80後社會”。即便“80後官員”的考選本身在程序上無任何錯訛，但與年齡特徵和時代環境脫節的跳躍本身，也是最大的瑕疵。

責編：趙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