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經濟回暖，我國沿海地區和內地同時出現嚴重的缺工現象。僅廣州深圳、東莞等珠三角地區城市缺工就超過200萬人；上海、江蘇、福建等地許多工廠由於招不到人而處於停工狀態。就連常年約有1200萬農民工外出打工的人口大省、民工大省安徽，如今也出現了“用工荒”。

　　進一步分析今年的“用工荒”成因，發現與以往不同的是，此次“用工荒”不僅出現在沿海地區還出現在內地，規模更大，在此背後可能存在一個結構性原因：經過30多年的經濟增長以及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農民工群體正在實現一次大規模的代際替換。而替換的結果一是新生代農民工結構發生變化，願意從事初級製造業、出賣廉價勞動力的農民工絕對數量減少；二是新一代農民工的價值觀念相對於父兄輩將發生巨大變化。他們有更明確的權利意識，更敏銳地意識到了自己的身體、勞動的尊嚴，必然要求增強發言權、就業平等權、擇業自主權等權益。因此，對於此種“用工荒”，不能僅靠提高“最低工資”來化解，而是通過重視新生代農民工的高層次訴求,使其享有應有的福利和權利，才能讓他們在城市“穩定就業”來化解。

　　城裏工廠招不到人，出現“用工荒”，那些不願意進工廠的人會去哪呢？筆者認為，這些人的出路不外乎以下兩條：一是結束城市漂泊生活，回到農村；二是在城市裏自己創業，無論是成功還是不成功，都想方設法成為城市人。從現實的情況看，除了那些上了年紀，沒有其他技能、無法在城市立足的農民工願意回到農村外，其他大部分人還是會繼續選擇在城市裏自己創業。不過由於城鄉二元體制以及創業環境的不佳，創業成功者數量要遠遠少於不成功者，其中的許多人還是會成為城市的漂泊者或邊緣人。

　　即使在那些願意回到農村的新一代農民工當中，願意繼承父輩事業繼續種糧的人是相當少的。一個是目前農産品價格過低，雖然國家有所補貼，但也只是杯水車薪，遠遠比不上種植其他經濟作物以及搞其他的副業；二是隨著第一代農民工的“解甲歸田”，進入過城市的新一代農民工的土地情結較上一輩人更為淡漠，他們農業生産技術遠遠不如上一代。因此，筆者擔心，隨著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城鎮化的推進，城市出現“用工荒”，農村會出現“種糧荒”：一是我國農村勞動力資源供給能力已經發生變化，正從過剩轉向緊缺，這不是短期性、局部性現象，而是長期性、根本性矛盾。二是新近外出的年輕農民工與本來就跟隨父母在城鎮成長的第二代農民工，儘管不敢期望在城鎮落戶，但即使繼續在城市漂泊，也不會再回農村務農。三是農村中年輕勞動力流失嚴重，留守在家裏的農民種糧的積極性不高，耕地拋荒現象嚴重。

　　今年春節，筆者回湖南省祁陽縣過年的所見所聞更加加重了我對農村出現“種糧荒”的擔心：首先，村裏目前大部分青壯勞力外出打工，留守的基本是老人、婦女、兒童（俗稱“38/60/61現象”），合格勞動力大大減少，特別是會種糧、想種糧的人非常少，再加上種糧收益低，很多良田被撂荒。其次，大部分村民所新蓋的小洋樓基本上是異地新建，大部分修建在原先很多種植水稻的良田、種植其他農作物的耕地或其他公共設施的基礎上。而原先的舊房被大量地閒置，沒有重新得到利用和規劃。第三，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修建的農村水利基礎設施沒有得到很好的維護，灌溉的作用難以發揮出來，糧食增産的目標難以達到。

　　當城市出現“用工荒”之後，農村會不會出現“種糧荒”？應該引起人們的注意了。

責編：趙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