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經濟迅速回暖,沿海新興工業區,如珠三角,企業接到大量訂單,卻招不到充足的員工。據説,珠三角地區缺工超過200萬,部分生産線已處於停工狀態。
表面上看,民工荒與經濟回暖幅度之出人意料有一定關係,但這些年來,“民工荒”已經多次出現,這一次的規模則比較大。在此背後可能存在一個結構性原因:農民工群體正在實現一次大規模的代際替換,新一代農民工的價值觀念相對於期父兄輩,已經發生巨大變化。他們更有明確的權利意識,他們更敏銳地意識到了自己的身體、勞動的尊嚴。這種價值觀念的變化意味著,創造了中國奇跡的“血汗工廠”體系,正在走向窮途末路。
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奇跡,來自於三個要素:第一,在民眾衝擊下,權力被迫一步一步地放棄不合理的制度,民眾的企業家精神得以釋放出來,轉化成為財富;這一點,在溫州等地表現的十分明顯。第二,中國融入全球分工體系中,其比較優勢得以發揮;第三,鄉村勞動力投入面向外需的工業中,社會整體勞動效率大幅度提高。後兩者結合起來形成沿海的新興工業區,即人們熟悉的珠三角、長三角經濟區。這兩個地區,尤其是珠三角地區的經濟主要靠農民工支撐。
仔細觀察就會發現,自然稟賦所形成的比較優勢,即廉價勞動力充足的優勢,被歧視性的法律、政策固化、強化、極端化了。具體地説,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出口退稅政策、及地方政府為了進行政績競爭而制定的種種吸引投資的政策,把農民工置於一種公民權利系統喪失的狀態。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就是“農民工”、“民工”這個概念的長期而廣泛的存在、使用。
農民工這個概念的本質是制度性歧視和剝奪。政府僅允許農民的勞動力流入城鎮,而不允許他們作為完整的人遷徙到城鎮。企業同樣不把農民當作享有合法權益的産業工人對待:企業有訂單時就拼命壓榨農民工的血汗;一旦沒有訂單就毫不留情地驅逐工人。這些工人永遠都是臨時工,他們的收入和福利沒有任何保障。但他們不能維護自己的權利:在工廠所在地,他們是外來人口,沒有任何政治權利。
正是這樣的勞動力制度安排,讓新興工業區內的企業都具有血汗工廠的性質,海內外資本在系統地獲取本應由農民工獲得的剩餘。當然,這並不意味著農民工就不理性。對於剛剛獲得支配自己勞動力的自由的農民來説,即便做農民工的權利沒有保障,他們也仍然願意當農民工。因為,若城、鄉權利保障水準不便,打工收入高於務農,則農民的選擇就是理性的。但這絕不意味著農民作出決策的制度框架就是合理的,而人只能在給定制度框架內進行決策。
但是,隨著農民工群體實現代際替換,血汗工廠制度之基礎正在逐漸鬆動。年輕農民工的價值觀發生了巨大變化,這種變化源於社會整個價值體系的變化,九十年代中期以來,自由、平等、人格尊嚴等等價值已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農民工通過傳統媒體、網絡、人際接觸等渠道,同樣接受了這樣的價值觀。相對於他們的父輩,他們更相信,自己有權支配自己的命運。
這種價值觀的一個具體表現就是,他們不再願意回到鄉村。他們的父輩接受了制度安排給他們的命運:既然自己是農村戶籍,那就安於生活在農村。出外打工只是獲取收入的一種辦法。新近外出的年輕農民工,與本來就跟隨父母在城鎮成長的第二代農民工,卻不願接受命運的這種安排。他們相信,自己也有權利生活在城鎮,儘管他們不敢期望在城鎮落戶,但他們不會再回鄉村。
這些年輕農民工對鄉村也沒有什麼感情了。他們大多在離家之前是在求學,沒有從事農業勞動的經驗。從自己可以制定人生規劃的那一刻起,他們就已準備過一種城鎮式生活,並且他們會堅定地實現自己這種理想,任何法律、政策都無法阻擋他們。
這樣的人生規劃也決定了他們在城鎮的生存形態。他們的父輩並無在城鎮永久生活的打算,而只是為了賺錢回家。因此,他們是作為打工者外出的,在東莞這樣的地方,他們唯一的事情就是打工賺錢。為此,他們寧可企業延長工作時間,以便在最短時間內獲得最高收入。可以説,正是這類對在外生活預期時間較短的農民工,支撐了東莞的産業形態,與看起來帶有血汗工廠色彩的企業工作制度。可以説,這種血汗工廠是勞工們集體自願選擇的産物。
現在,年輕農民工卻已經抱定了過城鎮式生活的決心,他們不再是作為打工者臨時外出,而準備永遠地離開鄉村進入城鎮。他們一齣門,就盡可能按照城鎮式生活安排自己的生活。他們不再願意當工作機器。在他們的價值結構中,城鎮式生活已居於第一位,壓倒了賺錢的重要性。
這樣,年輕農民工將越來越不願長時間加班,相反他們會更加珍惜閒暇時間。他們不願住在工廠集體宿舍,而願意自行在工廠之外租賃房屋居住,以便自主地安排生活。這樣的城鎮式生活方式當然對收入提出了一定要求。但年輕農民工的選擇很有趣:如果工廠的工資標準過低,他們寧可不工作,而自願處於失業狀態。原因可能有二:第一,他們意識到了自己身體的尊嚴,不願接受低於自己預期的崗位。第二,他們之所以能夠這樣選擇,也是因為,在獨生子女政策下,鄉村家庭結構發生劇烈變化,相當一部分青年人即便暫時沒有工作,也可以依靠家中父母生活。
頻繁發生的農民荒意味著中國的血汗工廠體系即將崩潰。年輕的農民們向企業主、向荒廢了自己責任的權力發出了挑戰。這些經濟和政治精英能否順應年輕農民的要求,不僅關涉中國經濟能夠實現結構轉型,也可能影響社會秩序的穩定。
責編:任釗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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