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日下午進行的廣東省政協第二組分組討論會議中，民盟廣東省委文化委員會主任余慶安認為，改革開放超過30年，新階層社會人士也應該進入參與政協事務，但不能將此錯誤理解成賺錢能力強就能進政協，“不應該讓商人掏錢進政協”。（1月31日 《廣州日報》）

　　余慶安委員的“觀點”，其實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下一種漸成常態的政治生活現象：“會賺錢”的富人們希望參政或者已經擁有了參政的機會，進入政協人大。毫無疑問，這一新富群體希望參與國家和地方的政治生活，獲得政治發言權，很多是出於經濟利益的需求驅動，帶有一定的“私利性”色彩——期待人大代表或者政協委員的政治身份能帶給其更大、更美好的創業發展空間，追求財富最大化。這是一種利益驅動性的資本的傲慢。

　　如此狹隘傲慢的政治態度，當然要遭受社會指摘。因為，人大代表也好，政協委員也罷，不僅是政治稱謂，還是權利席位——公眾希望參政議政者能更廣泛地代表公共利益，為社會公正建言獻策，而不是為自身利益代言。然而，“商人進政協”就一定是洪水猛獸嗎？未必。換個角度來看，“在商言商”、帶有利益特徵的政治態度，也有其積極的一面，發出了財富倫理從單極化財富增長向財富健康協調發展轉型的信號。

　　改革開放以來，得益於國家的政策扶持和國民經濟突飛猛進的大背景，私營企業蓬勃發展，一部分富裕階層開始崛起，在經濟領域擁有了重要的財富力量。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社會的巨大變革下，獲取“第一桶金”的社會群體因缺乏健全的制度環境，沒有隨之形成理性有序的財富倫理。富人們寡于慈善，社會責任感和公益意識嚴重匱乏，“一門心思只知道賺錢”。但這並非絕對，事實上如今也有不少私營企業主不僅看重“把企業辦好”，也開始關注“個人和企業的社會形象”、看重社會評價，希望與社會各階層和睦相處，試圖參政議政發揮更大個體能量。有助於幫助富人從單一財富增長的圈圈中跳出來，以更廣更高的財富視野走向個體財富與社會價值的共生共榮。

　　經濟繁榮和文明民主的社會語境下，“政治”與普通人的距離越來越近。這不再是一個冰冷的權力代名詞，而成為權利表達的載體。無論是居於廟堂，還是處在鄉野，公民參政議政的熱情空前高漲，置於這樣的大背景之下，新富群體“想參政”就是一種必然。

　　而將“商人想參政”一律視為利益偏私，其實是一種社會性的偏見。“商人想參政”原本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我們的審核準入制度沒有把好關，導致“有錢就能進政協”的財富通吃現象漸漸蔓延，同時監管制度的力量也相對微弱，沒有對進入政協的富人委員構成有效的監督。

責編：趙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