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廣州日報》昨日報道，1月30日，在廣東省政協會議分組討論時，民盟廣東省委文化委員會主任余慶安認為，改革開放超過30年，新階層社會人士也應該進入參與政協事務，但不能將此錯誤理解成賺錢能力強就能進政協，“不應該讓商人掏錢進政協”。

　　余慶安委員這樣説，肯定是有依據的。而且還不是偶爾的一例兩例，否則余慶安委員也不會這樣鄭重其事地提出來。那麼，以廣東為例，到底有多少人掏錢進了政協？進了哪幾級政協？廣東以外的省（區）呢？還有，一個人想進政協要掏多少錢？進省政協和市政協或是縣政協的價碼應該有區別吧？這些錢存在哪？開銷在哪？

　　這些疑問，在報道中，余慶安委員都沒有説，但是，余慶安對《廣州日報》記者説的一句話值得注意：“某些地方性政協組織確實存在此情況，這是由於個別黨政領導之中出了問題。”“要是讓人民知道這種情況，對人民政協組織的影響不好，對國家形象也有壞影響。廣大人民群眾容易失去信心，心裏感覺很涼。”

　　顯然，余慶安委員有顧慮，才沒有披露他所了解的“掏錢進政協”的具體情況。“要是讓人民知道這種情況……”——這就是説，“人民”目前基本上不知道“這種情況”。

　　政協的主要職責是參政議政，是代表人民履行民主監督，政協自身的工作應該向群眾公開、透明；現在好了，連政協都向群眾“保密”了，群眾監督政府的途徑變成了屏障，，群眾還能對政協抱有希望嗎？政協還能履行好自己的職責嗎？

　　那麼，余慶安委員所説的“個別黨政領導”又是誰呢？《廣州日報》的這篇報道接下來就轉到另一內容：廣東省政協在陳紹基案後一度進入“史上最困難”時期。

　　陳紹基原是廣東省政協主席，2009年4月被“雙規”。查閱了一些相關報道後，沒有找到陳紹基有關“掏錢進政協”的事實（跟“掏錢”有關的事實倒是有的），但是，對什麼時期才是廣東省政協“史上最困難”的時期，有一點不同看法，即廣東省政協的“史上最困難”時期，不是陳紹基案發後，而是案發前，即陳紹基還在省政協主席任上。

　　據《經濟觀察報》2009年4月25日報道，陳紹基任廣東省政協主席時，對參政議政、民主監督不感興趣，卻與廣東很多房地産大佬關係密切。

　　在外界看來，政協不能履行自己的職責，才是“史上最困難”時期。但是，陳紹基案發後，廣東省政協內部覺得“灰頭土臉”，臉上無光，才覺得現在是“史上最困難”時期——這種認識跟人民的看法是有距離的。

責編：趙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