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法制辦主任曹康泰日前接受《新京報》採訪時表示，目前法制辦正在就徵收條例草案徵求地方意見，並還將請被拆遷人表達意見，草案修改完善後，將會儘快公開徵求公眾意見。

　　針對徵收條例制訂中遇到的困難，曹康泰將之概括為三個主要問題，而首當其衝的就是“如何界定公共利益”的問題。曹康泰透露，徵收條例將會採取列舉的方式界定公共利益，且傾向於採取對公共利益進行範圍較“窄”的界定，不過這遭遇了地方的不同意見，地方希望能夠將之界定得“寬”一點。

　　一部牽涉到中央與地方、政府與開發商、政府與公民等多方利益關係的法，自然需要通過立法博弈來實現利益妥協。但自“五學者建言”以來，于公共媒體上我們所看到的，是對“拆遷條例”的一致聲討。法乃社會公器，體現的是多數民意。民意在輿論表達中聚沙成塔，拆遷“拆遷條例”的共識清晰可辨。從曹康泰主任的表態中，我們同樣看到，國務院法制辦的諸多意見均與多數民意契合。

　　但，新法緣何就“千呼萬喚出不來”？

　　從“公共利益”之辯中，曹康泰主任為我們點出了原因：“遭遇了地方的不同意見”。民眾和中央都希望限制公共利益的範圍，但“地方希望能夠將之界定得寬一點。”這是目前我們唯一聽到的針鋒相對的博弈。遺憾的是，“地方”仍然模糊難辨。這裡的“地方”，究竟是哪個“地方”，它能否像五學者那樣公開自己的姓名、身份跟單位？如果只是少數“地方”的少數不同意見，又怎能構成拆遷“拆遷條例”的強大阻力？

　　毫無疑問，期盼徵收新規早日實施的民意也來自“地方”。當“地方”表達出不同意見，實則表明在這個“地方”，“地方政府”與“地方民眾”在徵收與拆遷問題上已産生了根本分歧。而解決這一分歧的辦法，就是要讓這個“地方政府”尊重“地方民眾”的多數意見。政府的所有權力來源於民眾的讓渡，“地方政府”沒有任何理由站在地方民眾的對立面。如果有，讓它站出來説話。

　　立法博弈需要公開、公平地進行。徵收條例的制定同樣如是。徵收條例草案在徵求意見時，也不應人為製造先後次序，而應面向社會公開，讓地方政府、開發商、被徵收人及相關利益群體都能同時看到草案，並及時提出自己的立法訴求。

　　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立法遊説”正當化的時代。對於地方政府來説，如果認為自己的意見有利於“公共利益”及多數民眾福祉，也應該主動現身向公眾表達，向立法建言。沒有公開解釋，不願公開説明，只能引起多數公眾的懷疑。早在《物權法》尚未通過之時，“拆遷條例”的修改程序其實已經啟動。據稱相關草案還曾提交討論，但受阻於今天仍不為大眾所知的“地方利益”。正是因為沒有民眾的參與，沒有“地方利益”的公開表達，才有了“拆遷條例”這個早該“拆遷”的“違法釘子戶”。

　　立法是妥協的藝術。一部體現基本公義的良法，必然是公開、平等博弈而後妥協的結果。若有地方對拆遷變法説“不”，請站出來説話。

責編：任釗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