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草案擬以“搬遷”代替“拆遷”，這對早已深感拆遷之痛的國人而言本是利好消息，但是綜觀連日來的輿論反應，民眾對這一變化似乎並不十分“感冒”，反而質疑者居多。與至今隱約不顯的草案內容相比，人們擔心這只是“概念陷阱”，會不會又是“換湯不換藥”，所以許多評論期望不是“文字遊戲”，甚至呼籲“糟蹋了‘拆遷’別再糟蹋‘搬遷’了”。

　　在我看來，上述擔憂隱含著民眾立法知情權缺失下的權利危機感。細加觀察，我們不難發現一種奇怪的現象，就是拆遷變法的最新動態與內容信息，往往是由參加會議的專家學者提供給媒體的，而很少有立法部門主動發佈。一種不全面、不對等、不充分的立法信息格局，難免會徒增公眾擔憂。

　　學者以公民的姿態積極參與立法遊説並及時公佈相關信息，無疑值得讚賞。遺憾的是，與學者們和大眾傳媒保持良好的溝通形成鮮明對照，本應擔負傳遞立法資訊的政府部門卻顯得“寡言少語”，甘願讓學者搶走自己的“麥克風”。在上次座談會後，國務院法制辦副主任郜風濤只是向一直等候在外的媒體做了簡要的會議通報，並未透露拆遷制度變化的主要方向。而這次郜風濤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同樣未透露座談會內容，只表示國務院法制辦會在草案向社會徵求意見時向社會做出解釋，至於草案究竟哪些方面“朝我們所期待的方向有了實質性的變化”(王錫鋅教授之語)，是否“最快會在春節前向社會公眾徵求意見”(沈巋教授之語)，對“公共利益”的認定是不是“擬定交由法院審理”(姜明安教授之語)，我們都無法從官方渠道得到證實。如此景象，如何叫民眾不心生疑竇呢？

　　不可否認，在信息的發佈與傳播上，政府部門不可能像學者個人那般自由隨意。出於對立法起草工作的慎重，以及避免立法草案變動信息引致不必要的誤解和爭議，在起草階段保持“慎言”確有其合理之處。但是就立法“分配正義”的屬性而言，這種風平浪靜的“閉門造車”，除了確保起草者能夠“心無旁騖”地完成一本成熟的草案之外，對於立法吸納民意的正當性則實屬無一裨益。與立法的正義性相比，一時的輿論紛擾不僅無需立法者過於挂懷，而且存容這些紛爭也是彰顯立法程序正義的必要過程。

　　開門立法的程序，從來不是要求立法者在草案成熟之後再去聆聽民聲、徵求民意，在起草階段民意的介入同樣是防止立法偏失的內在需求。就拆遷變法而言，公眾探求立法信息的背後，既是對自身知情權的伸張，也是其參與立法的前提。而作為立法主體的政府部門，在備受矚目的立法議程中“三緘其口”，任由專家學者“代言傳話”，則折射出立法審慎有餘而敬重民意不足，其背後的行政思維還是如同應對公共危機時那樣——企圖以信息封鎖來保持輿論平靜。而從實際效果看，學者“代言傳話”無法準確傳達立法信息，立法部門一味封鎖草案內容反而容易引發輿論猜忌和震蕩，並損耗立法的公信力。

　　當然，筆者並非認為學者“傳話”有什麼失當，只是更期待官方能夠填補立法信息權威發佈的空當，為民眾感知立法博弈提供更為寬鬆的輿論環境。只有在官方及時的信息公開中，更多個性化的學者言説則可幫助普通民眾厘清要害、透明博弈，從而進一步提升立法草案的公正性。

責編：任釗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