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揮霍”入罪，不如由全國人大制定法律解釋，將惡性的數額巨大的公款揮霍，直接定為貪污犯罪。杜絕公款揮霍，必須依賴公眾監督機制、財政預算決算制度，以及剝離行政權對經濟行為的肆意干涉。

　　最近，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趙林中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了《關於遏制過度應酬、公款吃喝的建議》，認為“公款吃喝者侵佔和浪費了社會財産，應當對此通過立法定罪，建議修改刑法設立‘揮霍浪費罪’。”（11月22日《工人日報》）

　　“揮霍浪費入罪”的建議，自然讓人想起當年一句老話“貪污和浪費都是極大的犯罪”。時移勢易，在當年“一大二公”語境中的“浪費”，與今天的市場經濟體制，無論法治內容、社會認同、産權制度都有天壤之別。揮霍浪費入罪，能遏制公款招待的社會潰瘍嗎？

　　其實，趙林中代表提出這個立法建議，本身就是一個悖論。他本人就是大型上市國企的負責人，按其自述，“我本身既是這種風氣的受害者，同時又無奈地成為這種風氣的助長者——經常地請吃和接受吃請。”可能從第三方眼中，他本身就構成“揮霍浪費罪”。但從他的立法建議中，人們似乎不但沒看到這個“揮霍者”的快樂，反而體會到了他的無奈。

　　十幾年前，新聞媒體曾嚴厲抨擊公款招待為“酒精考驗”；到如今，有些媒體正面報道領導者抱病參加酒宴，爭取客商投資、上級撥款，這説明什麼？可以説，一方面，社會輿論已經對此麻木甚至逐步認可；另一方面，揮霍性的公款招待，成為當事人不能左右的官場亞文化。當然，個中原因，是一些公權機關還掌握著大量社會資源，而這些公權機關自身尚處在現代行政理念的形成階段，其行政行為往往還建立在“熟人社會”的關繫上。出於主動或被動，應酬成為一些官員不能少的“工作”。

　　可見，也許正是現行的權力運行機制的種種弊端，造成了公款揮霍的必然。所以，“揮霍者”之一的趙林中，會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設立“揮霍浪費罪”，這説明公款招待不得人心，已經受到制度“受益者”的否定。

　　“揮霍浪費罪”有無入罪的可能呢？從操作性的層面説，此案犯罪主體應限制在國家公務人員；“揮霍浪費”應限定為以惡性佔有國家財産性為目的的“揮霍性消費”，區別於一般的公款消費。如此一來，所謂“揮霍浪費罪”更像是貪污罪的一種犯罪形式。目前司法實踐中，貪污罪一般只制裁直接把公家的錢揣進自己的腰包，而很少制裁把公家的錢變成小集團、甚至個別領導的享受。

　　比如，被輿論一致叫好的所謂“公款吃喝算貪污案”，浙江舟山某中心衛生院院長傅平洪近兩年時間，為自己吃喝玩樂埋單動用44萬元公款，最終被定為貪污罪，獲有期徒刑11年。但據法官事後澄清：案子的真實情況和媒體報道不大一樣；公款吃喝並不是法院認定貪污罪的原因，只是其交代的貪污贓款的去向。（11月16日《法制日報》）在這種法治語境之下，與其“揮霍”入罪，不如由全國人大制定法律解釋，將惡性的數額巨大的公款揮霍，直接定為貪污犯罪。

　　從根本上説，杜絕公款揮霍，必須依賴公眾監督機制、財政預算決算制度，以及剝離行政權對經濟行為的肆意干涉……這不是一個刑法法條可以解決的。

（作者為法律工作者）

責編：趙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