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真假曹操墓”，近日在社會上引起諸多討論。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著名漢魏考古學家劉慶柱表示，安陽曹操墓的證據已經足夠，如果是“業內人士”提出異議，就不能説外行話，應在考古學學科內討論問題，要説業內的話，符合學術規範的話。（1月2日新華網）

　　關於“真假曹操墓”的爭論問題，我是一直不想撰文的。首先，自己雖然是學歷史的，可畢竟不比那些專家學者史學功底深厚，當然也沒有什麼發言權；再者，在“經濟搭臺，文化唱戲”的模式之下，爭歷史文化名人的祖籍和墳墓，繼而對其進行旅遊開發，也是非常正常的事兒，斷無“掐架”的必要。可是，今天看到社科院專家的“外行論”之後，我卻止不注想多説兩句了——説質疑者們“外行”，本身就是一種“外行”。

　　我們都看過小學生吵架，像馬寅初先生當年的區分那樣，小學生的爭論更多的是“以勢壓人”，而不是“以理服人”。社科院專家的“外行論”，就是典型的“以勢壓人”。以個人的學術地位作為爭論的論據，已經讓“真假曹操墓”的爭論失去了學術研究的高雅性，儼然變成了一場小學水平的吵架與廝鬥。而事實上，在歷史真相面前，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稱為“內行”，那些所謂有歷史學家、考古學家，也都是相對的“內行”。

　　社科院專家之所以説人家“外行”，主要是説那個時候根本就不流行墓誌銘，直到魏晉時期開始偶爾出現的。可是，話再反過來説，風俗習慣上沒有墓誌銘，就質疑曹操沒有墓誌銘，這好像也沒有什麼道理吧。萬一，哪一天在另外一個地方出現了真正的曹陵墓誌銘，我們又作何解釋。所以，在對待墓誌銘的態度上，我們還應該本著“論從史出”的方法。

　　胡適曾講，做學問要“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也就是説，在對待曹操墓的問題上，我們“大膽假設”此墓為曹操墓是無可厚非的，可是關鍵要落實到“小心求證”的層面了。以前，我的導師曾多次告誡我們，“做歷史研究，必須要做到‘用心’‘用力’，可能我們列舉了一百個史料就是想證明我們的觀點是正確的，可別人只需要一個反證就能將我們推翻，這是非常正常的。”我想，在對待曹操墓的問題上，我們也應該本著這樣的態度，即允許別人找一條反證，而不是在大街上嚷嚷“你無權質疑”，當一個學術方面的“學霸”。

　　梁啟超先生曾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這樣説，“近今史學之進步有兩個特徵，其一，為客觀史料之整理；其二，為主觀觀念之革新。”這裡的“觀念之革新”不是史學理論水平的提高，而是一種積極的學術心態，即請允許質疑者發出質疑的聲音，史學工作者只需要認真地解答，僅此而已。不必諱言，所謂的社科院專家也正在犯“有罪推理”的錯誤，即這個陵墓早已經在他的心底裏打上了曹操的烙印和標簽。以至於，我們忘記了“觀念之革新”。

　　在“真假曹操墓”面前，人人都有質疑的權利。拋開地方經濟利益的爭奪問題，有些學者提些“外行”的話，只是為了讓歷史真相變得更加清楚。所以，即便是學富五車的國學大師、史學泰斗，也應該以嚴謹的學術態度來完成對“真假曹操墓”的“小心求證”過程。要知道，我們的目的只有一個：不能再導演出第二齣“周老虎鬧劇”了。

責編：趙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