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槍拍案驚奇》被形容為“橫空出世”，但是，“出世”有了，至於“橫空”與否，恐怕並不由得導演的意志。因為這次，張藝謀身上的唾沫星子恐怕比以前遭受的總和還多，誰叫張大導演越來越有聲望，越來越有被罵的“靶心”呢 ？就我的看法，張藝謀的遭遇幾乎成了第二個“余秋雨”，無論做什麼都有可能引來排山倒海式的攻擊性“漫罵”，當然，這些聲音都是很有技術含量的，僅僅成了社會的一種集體無意識行為。

　　但是，切不可認為這是批評家門在吹毛求疵，因為在賀歲片之下，確實有太多值得説一説、談一談的地方。公眾自然可以認為自己的批評是鏗鏘有力的，但是，張藝謀又何嘗認為自己錯了呢？如果在無法對接、甚至不是在一個話語平臺上探討賀歲片，我們真的能找到契合點嗎？一句話，公眾需要什麼？既需要“樂子”，也需要“藝術”；但是，張藝謀追求的又是什麼呢？簡單地説就是票房，就是利益，無非是想通過“樂子”的買賣關係，把你我的口袋掏空。明白了這一點，我們的不滿和張藝謀的得意難道不是一種錯位的結果嗎？

　　事實上，想讓賀歲片成為藝術，純粹是公眾的幻想和美好的期待，因為從根子上説，賀歲片就是垃圾，是與藝術無關的低級品，甚至連次品都算不上，儘管這是一個能賺得盆滿缽滿的垃圾。更何況，蜂擁而來的賀歲片追求的無不是票房的成功而非藝術的昇華。這對《三槍》來説是同樣適用的，也正如其臺詞所雲：“我只要用三分功力，就能讓你知道什麼是植物人！”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説，賀歲片的導演只要用三分力，就可以讓我們知道什麼是“賺錢機器”。或許，有這一點，對張藝謀就足夠了。

　　賀歲片本就是一種為老百姓在春節期間提供娛樂的一種大眾消費電影。公眾對其有過高期待也是一種自我附加的東西，無論是《三槍》還是其他賀歲片，除了有悖于文明的低級趣味外，就剩下利益了，你能指望它産生附加值嗎？並且，就筆者的觀察，導演之所以明目張膽地把票房和利益的追求寫在臉上，無非在於把公眾當成了“容器”。

　　早在上世紀80年代，日本的傳播學界就提出了一個概念——“容器人”，意思是説在大眾傳播特別是以電視為主的媒介環境中成長起來的現代日本人的內心世界類似于一種“罐狀”的容器，這個容器是孤立的、封閉的。“容器人”注重自我意志的自由，對任何外部強制和權威都不採取認同的態度，但很容易接受大眾傳播媒介的影響。結合我國當下的事實，“容器人”現象有過之而無不及。

　　可以説，商業社會金錢的萬能指向和緊張的現代生活給人帶來的精神壓力加劇了個體內心的茫然感，使得人們更傾向於逃避到虛擬的世界中尋求穩定安全的心理幻象。電影，特別是無需人們付出艱辛解讀來完成審美體驗的電影成為人們釋放心理壓力和躲避外界碰撞的“容器”。這給賀歲片的登場製造了空間。包括《三槍拍案驚奇》在內的賀歲片的深層邏輯無不如此，這也是導演和製片人放棄藝術只顧圈錢的賀歲片出現的社會心理和文化背景。而當下的平均3天就有一部新片上映，賀歲檔形成亂戰也與此密切相關。

　　由此以來造成的困境是賀歲電影缺少了對社會變革時期人的描述，對當代人喜怒哀樂的書寫，也就讓電影和電影人遠離了觀眾的心靈。如此以來，張藝謀遭遇的“濫片”指責，怕也在張導意料之中吧？

　　賀歲片，賀的不是“歲”，是“壓歲錢”，而面對賀歲片，公眾在期待“藝術”，人家在想著“票房”的反差，無疑是電影人和社會共同的課題。

責編：趙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