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3.6萬餘名市民無記名投票，王爭艷從2萬多名醫生中當選“武漢市人民滿意的好醫生”。王爭艷從醫25年，平均單張處方不超過80元，至今還常開兩毛錢的處方。有病友如此推薦王爭艷參評“好醫生”：她時刻為病人著想，是個乾乾淨淨的醫生。（12月23日《武漢晚報》）

    一代名醫裘法祖説過：“先看病人，再看片子，最後看檢查報告，是為上醫；同時看片子和報告，是為中醫；只看報告，提筆開藥，是為下醫。”

    今天，當我們打量王爭艷的所作所為時，不免感嘆良多。王爭艷是高貴的，儘管她月收入僅僅2000元左右，一家三口18年來住的房子不足50平方米。幾塊錢的掛號費，十幾塊錢的藥費，她常墊。

    有個網友的留言耐人尋味，以前這樣的好醫生很多很多，現在這樣的好醫生很少很少，這是為什麼呢？余生也晚，但在我年少時的確能碰到這樣的醫生，如今馬齒漸長，這樣的醫生似乎的確越來越少，這是為什麼？

    其實，醫生不開大處方，難道不是分內之事嗎？今年3月，針對“為何中國的醫生群體性喜歡開大處方”？醫改專家、北京大學衛生經濟與管理學系主任劉國恩教授接受記者採訪時説，如果我們説開大處方是醫生的錯誤，還不如説是目前制度本身的錯誤。因為醫療服務沒有得到公平、合適的産出，醫生受教育的時間短則6年長至10年，他們承擔的工作風險高，勞動和收入不對等。日前，有消息稱，醫生診費要提升，但旋即有人擔憂，怕就怕診費提高了，藥價沒有降，變成“過去從患者一個口袋掏錢、往後改從患者兩個口袋掏錢”，這種局面是不是制度因素？

    再其實，醫生進社區是不是也屬應該？有專家説，社區醫院乏人問津，是因為制度界定了好醫生在好醫院工作。這似乎同樣是制度的因素。

    我相信，每個醫生在從醫之初，都會宣讀《希波拉克底的誓言》：我願在我的判斷力所及的範圍內，盡我的能力，遵守為病人謀利益的道德原則，並杜絕一切墮落及害人的行為……為他們謀幸福是我唯一的目的……王爭艷的行為可以説完美契合了這些。問題是為何她的那些同學不願意下沉，比如她一同分到漢口醫院的3名同學，一名高飛，一名南下，一名已是科主任。我們能責怪這些同學嗎？顯然，起碼不能全怪，那麼，問題出在哪？

    如果制度不能保證醫生做一個好醫生，如果現有制度只能出一個王爭艷，那麼説明這個制度未必是好制度。如果幾乎所有的醫生都很庸俗，把利益放在道德前面，把扶危濟困放在次要位置，那麼首先説明現有制度已經庸俗化了。

    也許只有改變了庸俗的制度，才能涌現更多的高貴醫生。

責編：趙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