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3.6萬餘名市民無記名投票,王爭艷從2萬多名醫生中當選“武漢市人民滿意的好醫生”。王爭艷從醫25年,平均單張處方不超過80元,至今還常開兩毛錢的處方。有病友如此推薦王爭艷參評“好醫生”:她時刻為病人著想,是個乾乾淨淨的醫生。(12月23日《武漢晚報》)
一代名醫裘法祖説過:“先看病人,再看片子,最後看檢查報告,是為上醫;同時看片子和報告,是為中醫;只看報告,提筆開藥,是為下醫。”
今天,當我們打量王爭艷的所作所為時,不免感嘆良多。王爭艷是高貴的,儘管她月收入僅僅2000元左右,一家三口18年來住的房子不足50平方米。幾塊錢的掛號費,十幾塊錢的藥費,她常墊。
有個網友的留言耐人尋味,以前這樣的好醫生很多很多,現在這樣的好醫生很少很少,這是為什麼呢?余生也晚,但在我年少時的確能碰到這樣的醫生,如今馬齒漸長,這樣的醫生似乎的確越來越少,這是為什麼?
其實,醫生不開大處方,難道不是分內之事嗎?今年3月,針對“為何中國的醫生群體性喜歡開大處方”?醫改專家、北京大學衛生經濟與管理學系主任劉國恩教授接受記者採訪時説,如果我們説開大處方是醫生的錯誤,還不如説是目前制度本身的錯誤。因為醫療服務沒有得到公平、合適的産出,醫生受教育的時間短則6年長至10年,他們承擔的工作風險高,勞動和收入不對等。日前,有消息稱,醫生診費要提升,但旋即有人擔憂,怕就怕診費提高了,藥價沒有降,變成“過去從患者一個口袋掏錢、往後改從患者兩個口袋掏錢”,這種局面是不是制度因素?
再其實,醫生進社區是不是也屬應該?有專家説,社區醫院乏人問津,是因為制度界定了好醫生在好醫院工作。這似乎同樣是制度的因素。
我相信,每個醫生在從醫之初,都會宣讀《希波拉克底的誓言》:我願在我的判斷力所及的範圍內,盡我的能力,遵守為病人謀利益的道德原則,並杜絕一切墮落及害人的行為……為他們謀幸福是我唯一的目的……王爭艷的行為可以説完美契合了這些。問題是為何她的那些同學不願意下沉,比如她一同分到漢口醫院的3名同學,一名高飛,一名南下,一名已是科主任。我們能責怪這些同學嗎?顯然,起碼不能全怪,那麼,問題出在哪?
如果制度不能保證醫生做一個好醫生,如果現有制度只能出一個王爭艷,那麼説明這個制度未必是好制度。如果幾乎所有的醫生都很庸俗,把利益放在道德前面,把扶危濟困放在次要位置,那麼首先説明現有制度已經庸俗化了。
也許只有改變了庸俗的制度,才能涌現更多的高貴醫生。
責編:趙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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