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55歲的武漢市醫生王爭艷被評為30名“江城好醫生”中的一名。這位從醫25年頭髮花白的醫生，平均單張處方不超過80元，至今還常開兩毛錢的處方。（《武漢晚報》12月23日）

　　在這個醫患矛盾堅冰難融的冬天，閱罷王爭艷這位“好醫生”的感人事跡，令人唏噓不已。敬佩之餘，筆者更想説的是：我們不該讓“好醫生”獨守“清貧”。

　　王爭艷時刻為病人著想、乾乾淨淨、堅持不亂開“大處方”，她畢業于著名的同濟醫科大學，原本可過上一種體面富足的生活，卻多年一家三口擠在不足50平方米的蝸居。

　　“她的同學大都住著高檔小區，開著名牌小車，而她，連件像樣的衣服都沒有。”王爭艷這位“好醫生”，在她的同學群體中，也是孤獨的，她獨守著一份令人尊敬的清貧。

　　眾所週知，現行的醫療體制過於注重市場化，而忽視了政府的投入和引導，並造成了畸形的分配體制，導致醫生與患者利益上的對立，形成了一場“零和遊戲”式的醫患矛盾——醫生為了獲得高收入，就不得不開“大處方”，不得不採取過度醫療，從“羊”身上“拔毛”。否則，一名堅持為患者著想的“好醫生”，非但在經濟上陷於清貧，甚至有可能遭受行業的排斥。

　　從“好醫生”的身上，我們不僅要看到她的高尚醫德，更要為她的清貧“打抱不平”。從長遠來説，我們絕不能寄希望於個別“好醫生”的操守，而應當通過建立良好的醫療制度，從改革分配機制上入手，鼓勵更多的人做一名“好醫生”，而且是一名生活富裕的“好醫生”，讓真正的“好醫生”住得起豪宅、開得起名車，才是一個正常而合理的體制。

責編：趙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