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日來,深圳百餘農民工為爭取塵肺病檢查而艱難維權的事件,揪著人們的心。這些來自湖南張家界的工人,由於在工作中常期吸入大量粉塵,多人經普通醫院檢查被疑患塵肺,但因無法提供工作證明和勞動關係,至今檢查受阻。目前,要求塵肺病診斷的工人人數已上升到149人。除了18位可以提供如勞動合同、社會保險、工資發放表等直接材料的工人,還有110人無法接受職業病診斷。這110人曾要求甚至哀求過各自的老闆為他們提供工作證明,但不是置之不理就是遭辭退。(12月13日中國之聲)
之所以關注深圳這些農民工的命運,是因這樣的事絕不止發生在深圳一地。要想到職業病醫院看塵肺,首先必須有用人單位願自證其罪,這個曾將張海超逼上“開胸驗肺”之路的規定,如今依然在“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為此,不得不悲觀地設想:假如這110位農民工始終無法證明自己和企業的勞動關係,又該怎麼辦?他們難道只能默默等待死亡?又或者,被迫用比“開胸驗肺”更慘烈的維權方式,再次刺激社會的神經?即使將事情想象的樂觀一些,經過漫長的法律維權途徑後,這些農民工最終得到了職業病醫院的收治,可他們的疾病等得起嗎?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迅速確認他們是否患有塵肺,這樣的塵肺又是否工傷,就成為問題的關鍵。如今,除了極少數農民工有直接材料,證明自己有企業的勞動關係,絕大多數農民工沒有相關證據,這正是使他們陷入困頓的重要原因。怎麼辦?一方面是漫長的法律程序,另一方面是可能日益嚴重的職業病,任何消極的等待,對農民工的生命健康都是威脅。因此,人性化的做法應該是:一邊立即診治疑患塵肺農民工,一邊繼續現有的法律維權程序。
可是,誰來先行托底確診他們是否患有塵肺?依靠農民工本人不現實,他們中的不少人,連在深圳的基本生活費都沒有,而只好抱病返鄉。依靠被訴企業也不現實,就目前而言,即便是有直接證據材料的18名工人,也由於企業方均否認與他們存在勞動關係,致使仲裁庭難以裁決。顯然,基於“生命高於一切”的理念,在相關法律裁決正式出來之前,事發地政府恐怕應先行托底確診農民工們的病情,讓這些農民工能以最快的速度,得到下一步的有效索賠與治療。
法律的維權之路或許將漫長而艱難,政府的道義和責任關懷卻應及時而溫暖。因為,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説,政府都有責任和義務在自己的納稅人陷於困頓之時給予緊急救助(況且,其中一部分將來確診是工傷的,政府還可以向相關企業追索損失)。同時,在政府先行托底確診職業病的同時,也要盡最大努力尋找相關證據,最終使問題在法律層面上得到解決。只要真正盡了最大的努力,相信很多證據會逐漸浮上水面。而從目前來看,事發地政府的調查力度和救助力度,都還遠遠不夠。
推而廣之,今後再遇到類似事件,當弱勢群體在維權困境中面臨生命健康威脅、卻得不到救濟時,建議政府部門都要及早介入,主動承擔相關責任,並且讓這種救助成為常態。不讓每一個不幸的弱者,因責任扯皮與經濟困難而陷於無望等待的絕境,不讓漫長的法律維權之路,成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是文明之本。當然,也很有必要提醒: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弱勢群體,也要有強烈的證據意識,包括領工錢的條子、進出工作單位的門卡、開會簽到的記錄等,都可以證實事實上勞動合同關係。
責編:趙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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