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終將至，《人民日報》記者在探訪了不同人群生活狀態後指出:由於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過低，不同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仍在拉大，“幹得多，掙得少”，制約著百姓消費能力和生活質量的提高。下一步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關鍵，是以工資改革為核心、提高勞動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提高勞動所得勢在必行。
確實，在年終盤點收入的時候常聽到人們抱怨，“什麼都漲，唯獨工資不漲”，試圖通過付出更多勞動來提高收入，正變得越來越難。而與此相關的“硬幣另一面”則是:有些人想要致富就不能不眼紅快錢———如果沒有安陽彩民買彩票中三億的運氣，至少也得炒炒股炒炒樓;有些人想要致富就不能不轉走捷徑———有丁點權力都想要變現為個人利益，有丁點機會都想要通過公關制勝;甚至更“狠一點”———只要能賺到的昧良心也要去賺，只要能搞到的犯點法也要去搞。
面對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現實，《人民日報》的報道看到了“勞動所得”與“資本所得”的巨大差距，提出應該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勞動所得”比例的觀點。其初衷雖好，但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如此簡單地評述提高勞動所得多少有點“紙上談兵”。企業職工的工資，豈是誰能隨便“勒令”上漲的嗎?
筆者認為在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費率的大問題面前，提高勞動所得不僅不是解決問題的最大關鍵，更不是最可操作的問題領域。比如，在公共福利保障上的福利兜底和福利倍增，就要遠比提高勞動所得更為可行。住房、醫療、教育、社保等方面公共投入的增長速度，遠遠不及財政稅收的增長速度，如果能將國有企業每年上繳的紅利乃至雄厚的外匯儲備，更多用於提高國民福利，人們在年終盤點生活時也許就不會那麼叫苦了。
再比如，一些利潤豐厚領域盡被某些國企壟斷經營，左手拿財政補貼，右手向公眾漲價，嚴重傷害了市場競爭，遏制了更多高收入崗位的市場供給;再有，土地財政與高漲房價能夠得到更有力控制，個稅制度能夠在平衡窮富方向進行更充分完善的改進，工會組織能夠更健康地發育和活動———諸如此類，所有這些看似不太相關的方面，其實都是在一個大話題的範疇之內。
責編：趙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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