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鳴

　　明年畢業的大學生就業之難，空前而未必絕後。去年經濟危機剛剛來襲，政府警惕性高，早做準備，提前動員，不僅政府機關超常招人，而且村官、社區職務等等，也招了一堆人，暫時緩解了就業危機。今年的經濟形勢已經好轉，似乎可以鬆口氣兒了。應對就業難，政府即使有心，似乎也沒有更多辦法，機關、社區和村官崗位，已經飽和。這幾年大學擴招出的大學生一時半會兒消化不了，畢業生的數量有增無減，就業形勢只能越發嚴峻。

　　大學生的就業是剛性的，不像農民工，實在不行，返鄉就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僅憑就業一點，大學教育也應該量入為出，大學教育的規模，要跟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中國1990年代中期開始的經濟起飛，是以簡單加工為特色的工業化。産業的升級，到今天為止，依然有限。加上由於以金融業為龍頭的服務業嚴重滯後，由於種種體制原因，還可能在較長時間內滯後下去。所以，白領的需求量增幅有限。也就是説，對於中國而言，社會經濟發展對於大學生的需求量，並沒有表面上看起來那麼大。

　　反過來，中國的大學教育本來就面臨一個從計劃經濟模式到市場的轉換。市場對教育的要求，更多的是模式到內容的改革，從蘇式專門教育中走出來，而非大規模擴張。然而，恰在這個時期，中國的大學教育開始了大規模的擴張，10年之內，大學招生規模翻了幾番，完成了大學教育從精英教育到普通教育的轉變。而教育模式內容的改革，遠遠滯後，教學質量下降，教育本身不僅沒有完成模式的轉換，連原先蘇式教育的優點也幾近喪失。由此産生的負效應要由社會來承擔，年復一年的就業剛性壓力即其中之一。

　　人們都知道，現在消化就業的主力是民營企業。經濟危機，就業當先。只有維持了就業率，才能穩住局勢。可是，國家挽救危機的投資，大把投向國企，驅使國企大力度進軍民營企業的傳統領域，大張旗鼓，吞掉民企。在這個過程中，一些政府部門出於過時的意識形態動機，推波助瀾；一些地方，“國進民退”成為一時的潮流。已有虧損的山鋼吃掉贏利的日鋼，接下來又聽説作為國企的摩托産業，看上了由草根企業做起來的電動自行車行業，説服有關部門，打算強行推出國家標準，一口吃下電動自行車，由國企的電動摩托車取而代之。

　　在筆者比較熟悉的出版和傳媒産業，真正活躍的是民營部分。真正能消化就業，尤其是大學生就業的，也是它們。除了教材教輔之外的大部分市場化的書籍，都是民營操作的，很多市場化的報刊以及電視臺的一些節目，也是民營公司製作的。不少國營出版社只是在賣書號，現有的人員都嫌多，哪有能力招新人。但是，一些真正做事的民營企業卻長期處於妾身未明的境地，稍有風吹草動，就會被打壓。即使勉強經營，也動輒受到打壓。比如出版得交書號費，民企承辦的報刊不僅要交承包費，而且要承擔不知什麼時候被收回去的風險。製作電視節目，不僅承擔全部成本，還要忍受電視臺的卡壓，稍有反抗，節目就全白做了。

　　所以，怪圈出現了：一方面，政府在全力救經濟，保就業；一方面，民營經濟的受打壓，又遏制了就業。政府能提供的就業崗位，其實很有限，總有塞滿的時候。就業如此困難，每年都有未能就業的大學生漂在社會上，年復一年，積累到一定程度，政府的壓力就可想而知。

責編：王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