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瓊

　　昨日，國家發改委網站公佈《改革藥品和醫療服務價格形成機制的意見》，其中明確規定，要進一步理順醫療服務比價關係。在規範醫療服務價格項目的基礎上，適當提高臨床診療、護理、手術以及其他體現醫務人員技術勞務價值的醫療服務價格。按照“醫藥分開”的要求，改革醫療機構補償機制，逐步取消醫療機構銷售藥品加成。

　　自從今年4月新的醫改方案公佈，新醫改如何推進一直是各界關注的焦點。此次發改委出臺藥品和醫療服務價格形成機制，被媒體視為醫改方向的進一步明確，“提高診費降低藥價”成為這種方向的基本描述。這無疑是一個具有強烈針對性的改革方案，它直接指向市場化方向帶來的“看病貴”價格機制，否定和取消了醫療機構銷售藥品加成這一備受詬病的謀利手段。

　　但即便是這樣，“提高診費降低藥價”中體現的一增一減，依然很難徹底消除人們對“看病難、看病貴”的疑慮。長期以來，公眾被迫承受“大處方”、高藥價等不合理的醫療費用，表面是醫院利用了藥品加成機制為自己攫取了驚人利潤，背後實際上是醫院和醫務人員不可遏制的逐利衝動。如果這種逐利的意願不消除，如果醫療倫理和職業精神不能在醫療服務中得到確立，在新的“高診費低藥價”的機制之下，那一個能夠想象的結果就是，醫療及其從業人員轉而在提高的診費上“做文章”，多次醫療、過度護理、非必要手術等診療上的有意操控恐難避免，醫療費用的虛高、醫患關係的劍拔弩張的扭轉將依然艱難，醫療衛生作為社會公共産品的公益性亦難以保證。

　　價格機制上的調整和改革，説到底是一種利益解決方案。我們並非是要否認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只是我們應當看到，如果這其中缺少了醫療倫理的支撐，那無論形成怎樣的價格機制，即使政府提供了足夠的撥款，醫院和醫務人員同樣會追求利潤最大化，這樣的改革就很難令人完全放心和信任。我們甚至應當認為，雖然人人都有“理性經濟人”的一面，醫療機構一定程度上的逐利也並非完全不具合理性，但這種合理性只是解釋上的合理性，並不代表它能夠在價值上獲得肯定，成為醫療機構運行中的首要規則。

　　歷史的看，我國醫療衛生領域的改革是在資金嚴重短缺的背景下開始的，改革的總體設計從一開始便定位為經濟體制問題，缺少醫學倫理的參與，尤其是缺乏對醫學目的的確認和“人”的彰顯，使得改革從設計、實施到評估的過程中，經濟學上的效益論始終佔據主導地位，醫療倫理和職業精神的顯得匱乏和微弱。而既然新醫改方案已經明確了“基本醫療衛生制度”是一種公共産品，摒棄了舊有的完全市場化改革方向，向公益性回歸，這表明國家已經認識到保障公民健康權益的重要性，公民健康需求將不再被視為一種“包袱”，而是國家需要承擔的義務。醫療改革應當從這種價值基礎和價值目標出發，重新確立醫療倫理和道德在改革中的位置。

責編：王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