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我高考的時候，學校有一個到朝鮮留學的名額，大概也是要降多少分數。我是班上的尖子生，但並沒有機會考慮要不要去朝鮮，因為學校要把那個名額利用起來，給那些沒有充分把握考上大學的學生。結果獲得名額的學生沒有達到分數底線，那個名額被浪費了，我替學校感到惋惜。

　　如今北大招生實行校長推薦制，讓我想起了這個往事。北大大概要比朝鮮的大學誘人得多，學校更會珍惜這樣的機會。但是，在升學率作為學校的主要考核指標不變的提前下，校長的心態和策略大概是沒有什麼不同。利用一切機會，多讓學生上大學，這是毫無疑問的首要選擇。

　　假如校長把推薦的名額用到一個註定能考上北大的學生身上，那是錦上添花，最多能讓他輕鬆一下；假如把它用到沒有十足把握的學生身上，那是雪中送炭，對於學校和學生本人來説，都多了一個機會。這就是現代版的田忌賽馬。

　　這和北大的目標並不一致。北大的想法是，既然我是資源最豐厚的大學，中學校長們一定會把最好的學生推薦過來。鋻於北大對考生的了解遠遠比不上中學，那麼這等於是利用優勢資源，讓校長為自己打工，並且承擔壓力，還要讓他們樂不可支。問題是校長們並沒有拿北大的薪水，最終只能為自己打工。北大能夠想出來的制衡辦法，不外乎審查學生質量，查實作弊或連續多少年都推薦得不好的，取消推薦資格。此外，還可以利用社會監督，每一位家長都在幫助北大盯著校長。

　　在這兩種目標的博弈中，如果北大贏了，那真是全社會的悲劇。那無異於進一步擴大北大的特權，將更多的社會資源捲進為少數人服務的不公平教育體系之中。眾所週知，如今的北大已經不是半個世紀以前的北大，不是靠獨特的校格來吸引人才，成就名校，而是全靠行政資源的壟斷性調配，維持著它的中國第一高校的地位。這種地位，與其加強之以求世界名校排名上一個虛榮的位置，不如削弱之以求國內教育資源的公平分配。

　　因此，儘管我堅決反對以高考升學率來評判一所中學的好壞，但是在這個遊戲中，我樂見校長們田忌賽馬似的勝利。讓更多的學生上大學，不管它是北大還是南大，東大還是西大，無疑都是一件好事。校長們應該勇敢地站在自己和學生一邊，而不是屈從於北大的威壓。為社會培養人才，而不是為北大選拔人才，這是你們的責任。假如因為這個立場，而被北大取消所謂的推薦資格，並不是什麼丟人的事。

　　總體上説，我贊同北大的這個舉措，因為它畢竟為中學校長參與社會選拔人才提供了機會，也為走出“一考定終身，不考不公平”的怪圈進行了探索。但是，應該意識到這是一把雙刃劍，用得好能打破特權高校的壟斷權力，反之則會加強。

　　進一步説，我認為這個推薦制中最可笑的環節，就是由北大來指定一些校長的推薦資格，並宣佈什麼情況下可以取消。這當然不能怪北大，它可以站在自己的立場這麼做。但是從旁觀者的立場看，這是十分荒謬的。首先，高校真想從中學招到好人才，應該是一種有求於人的謙遜態度，怎麼弄出這麼濃重的官僚氣出來？其次，從理論上説，每一位中學校長不需要任何人授權，都有權利推薦自己的學生。

　　要解決這個荒謬性，不能指望北大把規矩弄得更加合理，而是要把推薦制進一步擴大：第一，校長不僅可以向北大、同濟大學，也可以向全國任何大學推薦學生；第二，不僅校長可以推薦，其他有信用度的社會人士也可以推薦。高校依據推薦，結合分數來取材。這樣一來，高校選拔人才的工作可能更繁複了，但是生源標準多元化了；推薦者的權力可能削弱了，但是社會參與的程度提高了。預算上其中的腐敗成本，也比現在的死水一潭要好很多。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評論家)

責編：張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