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效仁

　　武漢大學著名教授、設計學院開創者張在元兩年前患上罕見的神經元傳導障礙，已經病危。4月30日，當時張教授只有老伴在身邊，學校派人當面宣佈解除合同。張教授當時就面色大變，老淚縱橫。面對輿論批評，校方辯稱張教授與學校的聘任合同到期，自然終止。並建議對方通過法律途徑來解決有關勞動爭議問題。（11月17日《廣州日報》）

　　“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是不少網友對武大此舉的評論，亦有人認為學校盡了責任。我則想起了劍橋大學與霍金的關係。

　　名著《時間簡史》的作者史蒂芬霍金，這位“尚在人世的最偉大的物理學家”，是一個癱坐在輪椅上數十年，口不能言，只能靠電腦模擬器來表達思想的殘疾人。1962年從牛津畢業後，霍金選擇劍橋大學進一步深造並最終選擇宇宙學。可就在確定研究方向一年後，這位年僅21歲的研究生被診斷患有罕見的、不可治愈的運動神經病，叫做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只能活兩年半”。其肢體會越來越不聽使喚，只有心臟、肺和大腦還能運轉，到最後，心和肺也會逐漸衰竭。

　　不能不讚美劍橋大學對這個“只能活兩年半”學子的厚愛。不僅允許他繼續完成學業，1965年授予其博士學位，並進入岡維爾和凱厄斯學院任研究員。1977年，被任命為劍橋大學引力物理學教授。次年，獲得世界理論物理研究的最高獎——愛因斯坦獎，並受聘為盧卡斯數學教授，這是劍橋大學最具盛名的教職。

　　正如媒體所稱，這一系列動作無不顯示了校方的先見之明和知人善任。筆者倒是以為，並非有什麼先見之明，更多的原因在於劍橋擁有大海一樣的胸襟，母親一般的慈愛。這種胸襟與慈愛正是一個大學有別於其他社團和企業組織的根本，也是一所大學人本情懷最集中的體現。

　　可以想象，一個被醫學斷定只能存活兩年的青年，所能活下去的仰靠只能是執著的理想。假如校方當初就勸霍金退學以養病，消極地等待死亡，結果會怎樣，是不是會雪上加霜，從而掐斷了他放飛理想的風箏線。再假如，即使取得了博士學位，依然為疾病所困，且隨時有生命危險，校方如果勸他另謀高就，或囑他安心養病，維持生命的延續，一個天才的物理學家同樣會有夭折的可能。劍橋選擇的偉大與高貴之處，與其説是對於人才，對於處於困頓中的人才之愛才若渴，不如説是對於一個處於生死線掙扎的人，一個渴望愛，並只能在愛中才能延續生命之人的一種悲憫情懷。其實，這也是大學之大的生命基礎。這種愛越是博大精深，大學才能根深葉茂，挺拔屹立。

　　劍橋與霍金相依為命的關係，委實是一個明鏡。武漢大學自然有理由按期解除在本校兼職的張在元教授的合同。但武大卻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以錯誤的方式解除了一個生命垂危患者的合同。“當著不能言語、靠呼吸機維生的張在元博士宣佈：終止聘用合同，停止提供醫療費和住房。”網友稱其為“薄情寡義”，一點兒也不過分。

責編：張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