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教授因病致貧、大病無助的時候，我們是否該僅僅把責任推給一個大學，硬逼他們來履行或許真的已經過期的聘任合約？這樣的"守護人"責任，應該由一個完善的制度--政府構建的救助體系來擔當--關懷並積極拯救每個公民的生命，這也是行政人性化的最基本體現。

　　武漢大學著名教授、設計學院院長張在元博士兩年前患上罕見的神經元傳導障礙，已經病危，然而武漢大學今年竟派員到他病床前，當著不能言語、靠呼吸機維生的張在元宣佈：終止其與武漢大學的聘用合同，停止提供醫療費和住房。此事在網上引起很大爭論，有網友認為武漢大學此舉是狡兔死，走狗烹。

　　的確，從道德倫理上來説，武大過於薄情寡義，受到譴責甚至鄙視，在情理之中。但從法律的角度來看，武大的理由似乎也挺充分,拿出合同來證明“病床解約”的合理性，並歡迎張在元家屬打官司。法律問題上的孰是孰非，暫且不論，因為最終要靠法院來判決。而在法律和道德之外，我在想是否會應有一條更具人情味的路可走？

　　其實，在這起事件中，我們都忽略了事起的本因——張在元罕見大病造成鉅額醫療費用的發生，以致武大覺得難以承受，最終致解約發生。如果武大所持的聘約合同在法律上成立，那麼張在元教授必然陷入無錢可醫的境地。一個教授，如果淪落到和貧困人群常見遭遇的境地，讓人唏噓的同時，也不能不拷問制度建設的疏漏——當醫療改革在不斷深入的時候，居然會有教授級的人被“病床解聘”，而後醫費無著。這不能不讓我們反思——醫改的陰涼，是否真的覆澤了全社會每個群體？

　　其實，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提出必須研究大病救助新機制。張在元教授遭“病床解聘”的出現，更令我們直面到醫療救助機制特別是大病救助機制之困——如果失去了“單位”的支持和庇祐，即便是一個功勳教授，同樣在大病面前無助而絕望。

　　正在中國訪問的美國總統奧巴馬曾在競選演講中煽情説道：“……如果一個年事已高的市民付不起醫療費而被迫在醫療費和租房之間做選擇，即使她不是我的祖母，也會使我的生活‘拮據’……我是我兄弟的守護人，我是我姐妹的守護人……”那麼，我們應該想到，當一個教授因病致貧、大病無助的時候，我們是否該僅僅把責任推給一個大學，硬逼他們來履行或許真的已經過期的聘任合約？這樣的“守護人”責任，應該由一個完善的制度——政府構建的救助體系來擔當——關懷並積極拯救每個公民的生命，這也是行政人性化的最基本體現。

責編：張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