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卉

　　國土資源部規劃司司長董祚繼日前表態説，由於土地稀缺，商品房價格還要上漲，“任何人沒辦法抑制”。面對已經讓老百姓近乎絕望的房價，這話讓人聽著實在脊背發涼。

　　人類沒有像蝸牛那樣，一齣世就在背上馱著個房子，可只要有脈搏呼吸，就不能沒有棲居之所。富人們住得好些、大些，無可厚非；但在一個國家，如果弄到相當一部分人“貧無立錐之地”，則“只恐怕天下要從此多事了”！

　　幸好董官員也説了，“應該通過稅收來抑制房價的非正常上漲”———按説，至少從“維穩”的需要出發，這話也早該講了。但又究竟政府打算怎樣“調控”，似還有點語焉不詳。所以那句“任何人沒法抑制”，就不能不如懸在頭上的達摩克裏斯之劍讓人心驚。

　　君不見，屢現于媒體報道的各式“炒房團”如蝗蟲般四處為患。某段時間有報道説 “溫州是全民炒房，回報率之高，比任何一個産業都賺錢，可謂‘溫州第一産業’”；一小區房産仲介對買房客介紹説：“這裡可是一天一個價，你買下這套房，加兩三萬元在這裡放盤，也許明天就出手了。”還有調查表明，新增炒樓者相當部分來自實體業者，因為不少在實業中辛苦打拼的人，也看到了投機遠比投資更省力，而且更賺錢。

　　投機之風盛行，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一大批富人不是通過創造社會財富獲利，而是直接從窮人口袋裏掏錢“轉移財富”。

　　然而，一個合理的制度，應當是促進社會總體財富的增加。鼓勵財富的創造，而不是財富的轉移。原因很簡單，只有鼓勵財富的創造，才會增加財富總量。而財富的轉移，並不能增加社會財富的總量。相反，財富從窮人和中等收入階層向富人之間的轉移，只會導致貧富懸殊的進一步擴大和生産力的萎縮，社會矛盾的激化，乃至社會發展的停滯和倒退！

　　設想，如果窮人越來越多，沒錢消費或不敢消費，富人卻啥也不缺，“內需”又如何能擴大？“市場”又如何能不萎縮？於是窮人失業，富人因沒錢可賺而不願投資，再投機炒房炒股……如是進入惡性循環，窮人富人都不事社會財富的創造。窮人越來越多，口袋也越來越癟。長此以往，富人還去掏誰的口袋呢？

　　老子説：“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就現今的炒房現象而言，是在“損不足以奉有餘”。而一個賢達的政府，自會善於運用自身的職能，調劑社會盈虧，不僅使貧者富者各得其所，而且使各階層的日子都越過越好。而稅收制度歷來是一個重要的調劑手段。

　　有輿論説“近年來國內擬收物業稅的消息，曾引起民眾的普遍不安”，筆者就疑心這種輿論是個煙幕。因為它回避了一個事實：粗看物業稅收不收是一個問題，其實更重要的，卻是怎樣收或以什麼名目收的問題。假如物業稅“不論你有幾處房産，稅率都一視同仁”，那就只能説是又一次的劫貧濟富，而毫無調控意義。

　　通過調節稅收抑制房價，在國外早已不乏其例。新加坡也曾出現過房地産過熱現象，政府就徵收過100%的個人所得稅，迫使炒房者退出，使投機性的需求減少，原來囤積的房子，包括開發商手上的房子也會吐出來。在韓國，稅率隨著擁有房産數的增高而提高，第二套房産如果出售，各項稅率相加高達50%，第三套則為60%。目前，國內富人動輒擁有幾十套房已不算新聞，若中國能如此效倣，不知有誰還會去炒房？房價怎會控制不住？

　　實際上，從社會和諧穩定發展的需要出發，一個合理而又積極的稅收制度，其原則理應是對生存性的需求予以保障，改善性的需求給予扶植，對奢侈性需求適當平抑，對投機性行為要加以打擊，針對住房問題亦是如此。為此早有專家建議，應對購買第一套自住房者免徵物業稅或實行極低稅率，對第二套住房及以上的所有者徵收超額累進的物業稅，這樣可以有效地打擊房地産投機活動。

　　其實，不用專家，這個算術平頭百姓也懂。可奇怪的是，咱們的決策者們面對這個選擇，竟忽然一個個地都變成了哈姆雷特：“做，還是不做？這是一個問題。”這讓普通百姓不能不懷疑，控制房價，非不能也，實不為也。

　　説到底，房價能不能控制，怎樣控制，就是決策者的“臀部”到底坐在哪一邊的問題：是坐在炒房族、開發商們一邊，還是普通百姓一邊？是願不願意採取上述抑制投機的稅收政策的問題。

責編：張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