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雲南省委宣傳部面向社會徵集100名“媒體義務監督員”，加大對媒體監督力度。雲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伍皓稱沒有監督，話語權也可能被濫用。不少網民擔心這一新措施是“借公眾之手給媒體戴緊箍咒”。（11月10日《中國青年報》）

    任何事情都不是絕對的，比如媒體話語權的濫用。正如有網友所説：如果你是閆德利，你希不希望有人來監督媒體？在公共生活中，也確實存有虛假新聞、有償新聞等現象。從這個視角來看的話，用“媒體義務監督員”來監督媒體，似乎也並無不妥。但是為什麼這一做法，卻引起民意廣泛質疑呢？

    一個不容回避的現實就是，在當前情況下，我們的媒體話語權，不是容易被濫用，而是太容易被扼殺。換句話説，在當前，我們的媒體話語權，還沒有壯大到隨心所欲的被濫用，而恰恰相反，我們媒體的話語權，或者報道自由，卻是如此的孱弱，如此的弱不禁風，甚至來自外界任意一點小小的外力，都有可能將媒體的話語權無情扼殺，將公眾的知情權無情截留。媒體的生存空間和報道自由，可以説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比如，據《南方週末》報道，《長江商報》因為一篇報道得罪了武漢市江岸區檢察院，而該報采寫這篇報道記者姚海鷹，更是因此而遭到檢察院無案由的非法傳喚。最後檢察院在高層的壓力之下雖作了道歉，但姚海鷹仍不得不去職，並流落到廣州。比如，因為率先報道了戒網癮學校打死人事件，南寧早報總編輯而不得不去職並漂流他鄉的。再比如，因為最早揭開了聶樹斌冤案而被迫離職的老新聞人馬雲龍……等等。由這一系列事件，新聞媒體話語權之孱弱程度，可見一斑。而事實上，這類事件信手可以拈來。

    正如網友質疑的：現在雲南通過設立媒體監督員的方式，無疑是在給媒體敲警鐘，以後你監督我，我就可以收拾你。博弈之後只能是媒體弱化為歌功頌德的工具。所以，由此來看，現在的首要問題，是應該反思：該如何保障媒體的報道自由和監督權力，該如何為新聞媒體創造一個較為寬鬆的生存空間。在當前，我們的媒體已經是在戴著腳鐐跳舞了，媒體手上的那點監督權和話語權，有隨時被扼殺、被窒息的危險。

    可以看到，公共管理部門已經習慣了“撿軟柿子捏”，比如，在財産申報上，一些地方低保家庭要實行家庭財産申報制，申請低保家庭資格必須填報家庭收入情況，然後再要去核查。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民意千呼萬喚了多少年的官員財産申報，卻始終不能實施。我們為什麼就不能像防範低保戶那樣防範我們的官員呢？同樣，與媒體的話語權相比，我們的公權力則更需要來自民間、民意的有效監督，我們的公共管理部門為什麼不絞盡腦汁，像像監督媒體話語權濫用一樣，來監督和制約我們的公權力濫用呢？

    更為重要的是，再反過來看，媒體話語權的一面是被濫用的可能，而另一面，媒體的話語權，更多的，是其所承載的公共利益、輿論監督和公眾的知情權。“借公眾之手給媒體戴緊箍咒”，一方面，當然可以有效防止話語權濫用，但是這把雙刃劍，同樣也可借此而隨意傷及公共利益，遮蔽公共輿論，危及公眾的知情權。而這，顯然也正是民意最大的擔心和焦慮之所在。所以，“媒體義務監督員”能不讓公眾擔憂嗎？而公眾啥時能像監督媒體一樣來監督公權力濫用呢？

責編：王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