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調查發現，吉林松原高考舞弊禁而不絕，不僅出現教師賣作弊器材獲利，領導幹部子弟被保送等問題，甚至在高考現場出現考生試卷被搶走抄襲的事件。而對考場上的舞弊行為，監考老師則稱“不敢太深管”。（6月10日《中國青年報》）

　　可以説，今年吉林松原高考集體舞弊事件，較之以前的廣東電白、湖南嘉禾、河南濮陽等地區發生的同類事件，在規模與影響方面，都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樣的高考舞弊，無疑打著強烈的産業化、組織化、黑惡化的烙印。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樣的高考集體舞弊形態，寓示著當前治理高考舞弊正在陷於某種“囚徒困境”——基於高考關係到一種底線公平，必須治理，而現實卻始終呈現的治理乏力狀態。

　　在一些地方權力生態惡化的語境下，在現代信息傳播技術被廣泛運用的情境下，當前高考舞弊到底可能進入怎樣的情境，似乎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了。從一個人的羅彩霞，到一座小城的吉林松原，一切表明，高考作弊正在以一種無奈的宿命色彩，標注著這個時代有關公平與法治的尷尬。

　　治理高考舞弊到底為什麼這麼難，我以為，這背後其實有兩個深刻社會大背景。一方面，就是高考本身負載著極其複雜的利益博弈關係。那一紙高考試卷，包含的，既有考生的個體利益與長遠利益，也有學校教育實績與地方教育主管部門的政績。圍繞著這些利益實現，必然演化出林林總總複雜的利益博弈；另外一方面，高考從來又不只是教育部門的事，它牽動著社會各個部門領域。這其實就註定著，高考的運行，必須受社會整體生態影響。比如權力生態、道德生態、法治生態等等。可以説，一切的社會利益複雜博弈，一切的社會法治生態，都可能在高考中聚集。而高考也容易成為集中各種社會問題的一個重要落點。

　　也就是説，高考舞弊問題，實際上是社會綜合治理困境的一種重要表徵。依託著這樣的思維，我們就不難解釋，為什麼吉林松原的高考舞弊會打著強烈的産業化、組織化、黑惡化的烙印。道理很簡單，種種利益博弈的情境早就説明，産業化、壟斷化的規模在利益博弈中最容易獲得優勢地位，帶來更大利益收穫。同樣，那些監考老師對於考場上公然作弊行為，基於“被報復”的原因，表示“不敢太深管”，或者乾脆不管，無疑寓示著當地司法生態本身就存在問題。在部門利益化、權力黑惡化的現實語境下，再去審視這起令人觸目驚心的高考集體舞弊事件，就不難找到一切問題的“源頭活水”了。

　　這就是為什麼治理高考舞弊總是陷於“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尷尬境地。只是把眼睛盯在某種作弊器材上，只是把問題指向某些“個人行為”上，只知道盲目迷信一紙法律的功能與權威，是很難從治理高考舞弊困境中真正走出來的。如果在更多的權力系統，在更多利益領域，不能在民主的基礎上依法行政，不能在公開透明的基礎上公平博弈，那麼，治理高考舞弊就會永遠陷於“囚徒困境”。

責編：唐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