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社論

　　5月23日，正接受司法調查的韓國前總統盧武鉉，在其住所附近跳崖身亡。從其律師和韓警方披露的情況及死者留下的遺書看，盧武鉉係自殺無疑。消息傳開，舉世震驚。

　　就在盧武鉉自殺前，韓檢方剛披露了其長女曾接受過40萬美元賄款的案情新進展；而5月23日，原本是檢方計劃再次傳喚前第一夫人權良淑的日子，並根據此次追加傳喚決定是否逮捕盧本人。卸任前總統在這樣一個日子，以如此極端的形式自我了斷，無論如何應該是對一份沉重責任的徹底承擔之舉。而這種“責任”，除了正在調查、追究的法律責任，還有道義和個人的良心之責。從死者留下的遺書看，以這種堪稱殘酷的形式“承擔責任”的想法，是他“醞釀了很久的想法”。

　　事實上，自從黑金醜聞被曝光、受到司法調查以來，盧武鉉的情緒始終處於某種極度壓抑狀態。一方面，雖然否認個人的知情和參與，但並不急於自我辯白，除了對國民的道歉，基本保持緘默，連一直賴以與世界溝通的個人網站也停止了更新；另一方面，隨著司法調查的深入，案情不斷被披露，繼兄長之後，對夫人、子女和秘書的司法處置幾乎已板上釘釘。就算本人能僥倖躲過牢獄之災，但不僅姑息、縱容左近染指腐敗的道義責任難辭其咎，而且，輿論和政治反對勢力的窮追猛打，是比坐牢還要嚴酷的懲罰。更可悲的是，出身貧微，靠勉力自學而自我發達，進而以“清潔政治”為賣點成就左翼政權者，不但一世英名毀於一旦，而且在至愛親朋幾至“全軍覆沒”的晚年，何以面對內心並孤獨地安度余生？可以想象，正是如此沉重的心理重負，構成了釀成悲劇的最後一根稻草。

　　作為從底層靠個人奮鬥而登上政壇峰巔的政治領袖，盧武鉉確實有非常理想主義的一面。這不僅反映在其政治理念和執政實踐中，也在其性格上投下了影子，其表現就是當其政策面臨失敗、政治主張受到現實嘲弄時，他會受制于某種挫敗感，進而沉浸在虛無的心境中。這點在其遺書中多有流露：“……生和死不都是自然的形象？不要道歉，也不要埋怨誰，都是命。”

　　所謂“性格即命運”，你可以據此説盧武鉉生性脆弱，但他顯然從來都不是一個政治強人，其政治作風也並非是性格的張揚、強悍，而恰恰是政治理想主義和不惜將其“進行到底”的決絕姿態。而後者，説到底，也還是理想主義的。正是因國民對保守政治腐敗的極端厭噁心理，盧武鉉“看上去很美”的理想主義被賦予了清新標誌，迅速贏得支持。

　　盧武鉉上臺後，其對內“清算歷史”，對外追究駐韓美軍撞死女中學生的責任及日本的歷史問題責任，加劇了國內的意識形態對立和對外關係的緊張。更由於政治理念過於標簽化，缺乏現實可操作性，尤其是在對朝問題上，其全面繼承金大中“陽光政策”的寬容政策，正面遭遇了地緣政治形勢的劇變和北方的“背叛”，被認為太過“理想主義”，很快就被政治現實拋棄。不僅如此，去年年底的政權更替，同時也意味著“改革”與“保守”政治風水的逆轉。

　　韓國實現民主轉型未久，其政治文化多有脫胎于專制極權的遺留，離真正的“清潔政治”尚有距離。公平地説，“盧武鉉門”所涉嫌的問題金額，充其量是600萬美元，且來自名不見經傳的製鞋商所賄，與過去那種源於大財閥、動輒數億美元的政治黑金已有程度上的大差別，但縱然如此，仍難逃輿論和法律的追究。應該看到，這本身就是韓國民主政治的進步。更何況，其人已逝，罪與非罪的法律之辯，或“保守”與“改革”之爭，接下來也許會先讓位於東方民族的義禮人情。對盧武鉉悲劇及其發生機制的檢討，則將作為沉重的一課，在未來民主政治的操練中，被長久地談論。

責編：張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