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長假之存廢再成熱點。最近，北京、廣東、江蘇、重慶等地均有恢復“五一”長假的呼聲。其中，廣東啟動國民旅遊休閒計劃，被坊間認為是曲線恢復長假；重慶則直接向國家旅遊局提出恢復長假申請，批准與否，決定權不在重慶。

　　當前經濟低迷，提出恢復“五一”長假，地方有刺激經濟、拉動內需的短期利益考量。短期利益不一定是錯的，這是應該有的認識前提。關鍵是，長期利益與短期利益、長遠與救急，應當由利益主體自行決定。長假一事，利益主體首先是地方政府，所以他們相繼發出了呼聲，乃至“曲線救國”。再進一步，地方的民眾也是利益主體，但目前多見地方首腦上下騰挪，少見地方民眾的意見展示。

　　“五一”長假有利有弊，利弊之討論已然充分，無須多談。從世界歷史看，假期從短到長、由少至多，有社會權利意識覺醒的因素，有自身經濟定位因素——比如一個以旅遊業為主的國家或城市，假期多且長的願望就會強烈一些，也有勞動生産率不斷提高的因素。具體到“五一”長假之利弊，此地的利可能是彼地的弊，而此地的弊在彼地可能不成其為弊。

　　比如，北京、廣東、江蘇都是經濟較發達地區，勞動生産率較高，他們要求假期比全國平均水平多，並不一定會影響地方的經濟競爭力。換個經濟差、生産率低的地方，就未必。同理，重慶定位旅遊，相比一個定位重工業的城市，長假旅遊對地方之輕重緩急，一目了然。

　　國家規定“五一”放三天假，地方比這放得少，就涉嫌違法，若地方比國家規定的放得多，法無禁止即自由，有什麼不可以呢？不管廣東、重慶這些地方怎麼安排，從目前看，他們比國家規定的三天假，只會多，不會少。

　　贊成與反對“五一”長假的，都是在全國一刀切的角度，要麼一起恢復七天，要麼一起執行三天，東部西部、發達落後，不應有異。我注意到，準備單幹的城市也是這樣的思維。比如重慶方面説，他們“申請試點恢復長假，目的是希望推動全國恢復”。此言差矣！重慶也許有申請策略上的考慮，但是即便不推動全國恢復，一些地方在不違反上位法規的前提下，根據自己地方的實際狀況制定“因地制宜”的休假安排，又有什麼不可以呢？

　　我查閱了一些國外的資料：在德國，中央政府只規定一些統一的法定假日，其餘節假日可由各州自行確定，德國南部諸州將不少宗教節日定為節假日，而北部一些地方就沒有這些節假日。在美國，得到聯邦政府認可的假期有10天，地方自行確定的假期往往比這要多一些。

　　以此看，我們的假期制度還是略顯僵硬了些。有人説，這是由於我們長期的權力單一型國家的歷史慣性。其實不儘然，錢穆先生注意到，在唐代，地方有時就根據自身實際，在賦稅上與中央規定“討價還價”，浮動空間不小。此外，中國古代政治中的中央權力籠罩一切，還有防止地方獨立的考慮。

　　現在，我們都知道中國太大，發展極不平衡，政策施行的“團體操”幾不可能，我們也認識到，僵硬的一刀切不合時宜，分權是趨勢，也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因子。因此，“五一”放假在法定三天的底線空間上，不妨由地方自行確定，廣泛徵詢地方民意，然後地方人大批准。試想，若放假這樣無涉根本之事，地方都絕無自由權，其他的分權之事恐怕近於空談了。

責編：唐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