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雲鵬：城管打人 怎麼又是“臨時工”幹的

　　近日，鄭州發生四次城管打人事件。記者調查發現，所有事件在追責時，總有一個名為城管“臨時工”的群體若隱若現。二七區一位城管人員私下告訴記者，全市各辦事處城管科下面都有類似的“臨時工”，“這些人大多沒有經過培訓，更沒有執法證，在執法過程中往往隨意性比較大，方式簡單，近期發生的幾起粗暴執法事件多與此有關。”（11月13日《新京報》）

　　“又是‘臨時工’幹的”。鄭州近期發生的四起城管粗暴執法事件，同全國其他地方發生的類似事件如出一轍，幾乎都是“臨時工”幹的，而且打人者也都均在事件發生後的第一時間裏被立即辭退，瞬間便蒸發得無影無蹤，給事件的調查與問責設置了重重障礙，甚至也因此而不了了之。

　　從表面上看，“臨時工”似乎成了調查和問責城管暴力執法的擋箭牌。其實，他們只不過是城管“借法執法”的替罪羔羊，也是城管危機求生中的不得已之法。

　　如今，在網絡搜索“城管”兩字，許多是城管打傷商販、商販與城管衝突的消息。老百姓普遍認為，目前城管執法作風是頤指氣使，野蠻粗暴，就剩“處罰”了。在日益尖銳的矛盾衝突與對抗中，城管深陷“社會不認可、百姓不滿意、自身沒歸屬感”的尷尬境地，在部分市民眼中變得聲名狼藉。

　　為重塑城管形象，各地都想出了不少辦法。5年前，上海成立首個年輕女子城管巡邏隊，試圖通過勸導、柔性執法的方式，緩解執法對象的情緒，推進城市管理。從此“溫柔執法”在城管隊伍中流行，女子城管隊員遍地開花。今年7月27日，時任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總隊總隊長的李潤華正式兼任城管局長，市政府派他擔任城管執法局局長，無疑是一種工作上的探索。李潤華履新時誓言重塑城管形象，城管隊伍率先從衣著儀容、媒體形象著手改變，著力打出“柔性執法”牌。

　　然而，出人預料的卻是，“溫柔執法”的初衷屢遭攤販“不買賬”的現實尷尬，女子城管成“花瓶”。前不久，上海女子城管隊被解散。而北京基層城管隊員也很茫然，在“形象改變之後，還會有什麼變化”？

　　那麼，城管隊伍謀求棄舊圖新的死結何在？

　　核心問題在於城管體制問題。實質上，國家一直沒有明確城市管理獨立執法的主體地位，城管的處罰權都是其他行政機關行政處罰權的集合，只是全部集中起來統一由城管行使而已。比如，北京城管歸口市政市容委名下，代替其他行政機關行使308項處罰權。這就表明，目前城管執法只是“替人執法”，‘借法執法”，就是個拉幫套的。不從根本上解決城管體制問題，外觀上的種種努力必將是徒勞無功的。

　　於是，我們就不難找到城管暴力執法為何都是“臨時工”所為的原因了。當然也不排除“這些人大多沒有經過培訓，更沒有執法證，在執法過程中往往隨意性比較大”等因素。但是，誠如常言所説，狗急了要跳墻，兔子急了也咬人。在“替人執法”的尷尬、城市管理任務的艱巨、“處罰”的艱難、社會輿論的詬病和自身生存的危機等一攬子焦慮之下，則凸顯出派“臨時工”登場的諸多妙處了，至少是在出事後，一人溜之可換眾人大吉，塞責就有了充足的理由，推託就有了底氣吧，甚至被打者也會因為是“臨時工”幹的，而自認倒楣，算了。尤其是有些“臨時工”就是特意招來的流氓地痞，還有涉黑背景，和他們討“説法”，無異於“老鼠舔貓鼻子”，想必是腦袋被驢踢了。

　　城管隊伍管理者與“臨時工”達成的“默契”，讓“臨時工”成了暴力執法的“馬前卒”。我們與其就城管隊伍管理者的高明而痛恨，不如為城管“替人執法”的尷尬而悲泣。我們譴責城管隊伍管理者的陰損，更要關注城管體制的缺失。促進城管的主體責任從處罰轉變為是服務，應始於城管獨立執法主體地位的確立。否則，城管隊伍管理者還會使出比用“臨時工”更陰損的招法來，老百姓哭泣與流血，恐怕就更慘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