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人才爭奪打響“世界大戰”》，我再次感受到在人才問題上中國吃的虧太大了：中國流失的頂尖人才數量居世界首位。截至2008年，中國已經派出近140萬名留學生，居世界之最，而歸國留學人員不到三成，滯留在海外的留學生超過百萬。而美國《科學》雜誌甚至把清華、北大稱為“最肥沃的美國博士培養基地”。（《中國青年報》5月24日）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才滯留海外不願回國？儘管作者在文章中沒有明説，但也透露出一些信息：“2008年2月，世界著名結構生物學家施一公，毅然從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辭職回到母校清華大學，受聘為清華大學終身教授，並出任清華大學生命科學與醫學研究院院長，在海內外引起了不小的震動。”“施一公説：‘普林斯頓大學是美國最適合做研究的地方，從條件上講，如果只從科研角度出發，我沒有必要回清華，我回清華的目的不只是為了做科研，我回來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育人。’”

    為什麼國內不是最適合做研究的地方？老實説，這不是我所能完全説清楚的問題。但我知道一點，國內有一種不利於做研究的價值導向：一個人只有做了官，才是最有出息的。一個學校編校史，總是將學校裏出了哪個市長、哪個書記作為自己最值得炫耀的資本。搞校慶活動，縣長要比教授專家坐更重要的位置。政府大約也認為當官者是最重要的人才，因而各種待遇都要向當官的傾斜。在這種情況下，安心做學問搞研究的自然減少了，出現四十個教授爭一個處長位置的情形也就不足為怪了。也正是由於這種情形，讓一些想搞研究的人才不想回國了——即使回國又如何？如果回來後也總是想著做官，與不回來又有什麼兩樣？

    因此，要想在爭奪人才的“世界大戰”中不打敗仗，那就必須將目前的這種做官第一的價值觀顛倒過來。據説，1940年,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擬設立民族學研究所，院長朱家驊通過總幹事傅斯年邀請語言學家李方桂擔任所長。李方桂堅辭不就，於是傅斯年一再延請。到最後，惹得李方桂發了火，他毫不客氣地對傅斯年説：“我認為，研究人員是一等人才，教學人員是二等人才，當所長做官的是三等人才。”也許這一説法有所偏頗，但即使偏頗，這一説法流行總比當官第一的觀念流行好。這種説法流行了，那就不會有40個教授爭一個處長的位置，甚至會出現相反的情形，有40個處長去爭一個教授的位子。有了愛做學問搞研究的氛圍，願意回國搞研究的人自然多了。

（汪強 原題：但願40個處長爭一個教授）

責編：趙春曉